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的解读与评价

巴西政府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及其气候政策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参与逐步向积极推动转变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卢拉时期、卢拉时期、罗塞夫时期三个阶段。2015年9月巴西政府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布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其减排目标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肯定的同时,被指可以更进一步。在巴西立场和政策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其近期动向,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进行了解读与评价,将其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环保主义的政策影响力、碳排放源结构的特殊性、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前景。中国和巴西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且各自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但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立场分歧。基于巴西的气候变化政策及其气候谈判立场,中巴两国可以增进沟通,减少分歧,重点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和能源研发与应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巴西石油公司的国际化及企业发展战略

巴西石油公司既是巴西现代企业的代表,也是巴西企业国际化成功范例。从1953年公司的成立至今,巴西石油公司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3年至1997年的国家垄断阶段、1997年至2002年的企业改制和地区化阶段、2002年至今的国际化阶段。伴随着公司国际化的推进,巴西石油公司提出了"到2020年跻身世界综合性能源企业五强"的目标,并针对各项业务制定了详细的规划。笔者认为,巴西石油公司具备成为全球领先的能源企业的优势和条件,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巴西生物能源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外在冲击和本国资源条件的内在激励之下,巴西先后启动了国家乙醇计划和国家柴油计划,开始大规模生产生物能源。生物能源降低了巴西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确保了能源安全,优化了能源结构并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生产生物能源还创造了就业,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巴西经济的增长;得益于在全球乙醇生产格局中的重要性,巴西开展乙醇外交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巴西生物能源发展还存在如下问题:生物能源的生产对环境造成了破坏,乙醇产业饱受诟病,从业工人劳作环境差,焚烧甘蔗茎叶对大气造成污染;此外,生物乙醇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是个问题。目前巴西生物能源生产属于第一代,以甘蔗或油料作物等为原料,而更具前景的以纤维素等为原料的能源生产尚在研发阶段。巴西生物能源的未来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程度。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巴西的谈判地位、利益诉求及谈判策略

巴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提出了减排目标.巴西拥有世界最大的天然碳汇--亚马孙森林面积的2/3,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巴西在世界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巴西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结盟,而且与法国等发达国家采取共同立场,力图使自己掌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话语权,争取获得国际援助.由于各国在减排责任及援助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较大,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难以达成有约束性的减排协定.     

巴西生物质能发展可持续性研究

本文以巴西生物质能产业为例,从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四个维度对生物质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巴西生物质能产业存在显著资源禀赋优势,并未危及巴西粮食安全,巴西生物质能产业在经济和社会维度上的可持续性不存在显著障碍。然而,生物质能生产及其原料处理过程中存在大量污染,且能源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引起土地利用变化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环境可持续性是未来最有可能限制巴西生物质能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生物质能技术分析表明,第二代和第三代生物质能技术相对于第一代生物质能技术而言,不会引发潜在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且对于环境的污染较少。若巴西继续加大对第二代和第三代生物质能技术的研发投入,最终实现其商业化,则巴西生物质能产业将具有更好的可持续发展前景。本文最后结合中国国情,从资源禀赋、能源政策和技术成熟度的角度,给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的相关建议。     

中菲生物能源法律规制比较

菲律宾是仅次于巴西的较早开发生物能源的发展中国家,在亚洲生物能源开发利用中走在了前列。2006年《菲律宾生物燃料法》作为一部优先法律获得通过,并于次年生效实施。中国与菲律宾同为亚洲东部国家,在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着一些共同点和差异,以菲燃料法为参照,对中菲两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政策法律进行对比,可为我国在进一步制订生物能源规划时提供可资借鉴的制度参考。     

从近期社会动荡看巴西劳工党执政十余年来的经济改革成效

以2003年卢拉上台为起点,至今巴西劳工党已经连续执政10余年。期间,劳工党采取了有的放矢的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积极的社会政策、稳健务实的宏观经济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巴西经济发展一度取得了重要成就:中产阶级队伍持续扩大;国际评级得到提升;实现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国向债权国的转变;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是,罗塞夫总统执政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使巴西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因素作用下,上述很多成绩似乎正在消失,并导致巴西社会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涌现出来。2013年巴西爆发了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从表面上看,示威者是在政府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将大笔资金用于场馆建设表示强烈反对,而实际上是巴西民众对当前经济增长缓慢、社会问题突出、贪污状况严重等深层次问题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巴西用植物提取燃料

近几年来,巴西科学工作者正在研究和试验从一些植物中提取燃料,广开能源。巴西开辟能源的一个重要办法是用甘蔗生产酒精,用酒精代替部分汽油。如今在巴西已经没有一辆小汽车使用纯汽油了。在这幅员     

巴西在高通货膨胀下如何实现高外贸顺差

从1985年到1988年的四年间,巴西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233.7%、62.36%、365.98%和930%,然而,巴西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却分别达到391.92亿美元、363.93亿美元、412.77亿美元和483.73亿美元,外贸顺差分别为124.86亿美元、83.05亿美元、111.73亿美元和190.08亿美元。巴西在高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为什么能使对外贸易比较稳定地增长,并且始终保持数额不小的顺差?笔者带着这个问题与巴西贸易界、银行界、工业界和政治外交界人士进行了探讨。巴西各界的看法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巴西军政权和巴西的经济发展

1964～1974年的巴西军政权时期,巴西经济发展较快,其中1968～1974年期间国民经济高速发展,7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1.2%,居世界前列,创造了被人们称誉的“巴西奇迹”。史学界和政界对这一问题评论不一,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解释和评价集权政治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谈几点认识。(一)在军政权21年的专制统治时期(1964～1985),巴西采取的是集权主义政治的经济发展模式。     

巴西对非洲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

巴西与非洲建立联系的时间较早。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巴西对非关系的态度在重视与疏远之间徘徊。2003年卢拉执掌巴西政权后,巴西出于重视国内非洲裔人的平等权益、扩大经济发展空间和追求独立外交等因素的考虑,日趋重视对非关系,并大幅调整对非政策。此举不但巩固了巴西与非洲关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而且扩大了巴西的国际影响力。卢拉政府的对非政策被其继任者罗塞夫总统所继承。巴西对非关系在长期演变中主要体现了三大特点,即对非关系受国际体系、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葡语非洲国家在巴西对非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巴西在对非合作的领域优势明显。     

“安全与发展”:巴西的地缘政治思想(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

二战结束后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是巴西的地缘政治形态、国内治理、国际关系、对外战略等问题,实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目标和口号。这种研究通过鼓吹加强领土控制、促进国内治理、主导地区形势来实现大国抱负,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思想基础源自经典地缘政治的观点与逻辑,具有强烈的进攻性和强权政治色彩,但巴西学者对缩小国内的地区差异、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有其独到之处。在建设一个"强大的经济和稳定的国家"的口号下,巴西地缘政治学者高度关注巴西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巴西的重在意义。戈尔贝里把使本国经济现代化和完成巴西的地缘政治目标视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地缘政治思想对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内外政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成为1964年军政权上台后巴西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在巴西国家大战略的制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巴西地缘政治思想提供的诸多政策手段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且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形势。     

巴西指数化制度与工资物价同步增长政策

目前,我国面临工资与物价改革的关键之举。许多实际工作者和学术界人士,正就工资与物价是否挂钩、是否采取工资与物价同步增长的指数化政策,以及实行这种政策的后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巴西从1964年颁布“货币校正法”开始,就推行了全面的指数化制度;而在1986年废除全面指数化制度之后,仍然保留着工资与物价同步增长的指数化机制。那么,巴西实行20多年指数化政策的结果如何?本文对此试作一些实证分析,想必不无裨益。     

巴西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SCI

巴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知、应对策略、国际谈判立场经过了3个阶段:拒绝和抵制阶段、建设性参与阶段和积极推动阶段。巴西政策及立场的转变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的推动过程。亚马孙国际化的呼声对巴西主权的威胁、外国NGO在巴西的活动及对巴西NGO的影响和国际援助是主要的国际因素。科学研究对提高政府和民众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国内政治的需要、巴西谈判地位的提升、气候变化为巴西发展低碳经济和实施大国外交战略提供的机会等内部因素才是促进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和立场转变的决定性原因。     

哥伦比亚解决能源问题的对策

最近十年,哥伦比亚石油生产逐年下降,由一个石油输出国变成输入国,能源成为国家发展的紧迫问题。为此,1980年5月,政府公布了替代石油的能源政策。近年来,哥伦比亚面临的能源问题,政府的新能源政策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巴西大选后新政府的紧要外交议程

本文以罗塞夫新政府在外交上的角色定位及其紧要议程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巴西大选后新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向。作者分析了罗塞夫的对外政策定位,指出延续性是其主要特点;详细考察了新政府要延续的巴西国际角色定位及其相应的紧要外交议程。罗塞夫新政府在巴西的国际角色定位上将继续坚持"提升国际地位","成为世界大国"。为此,巴西新政府将积极参与拉美地区事务,努力在"金砖四国"和"巴西—印度—南非"等框架内寻求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大国的支持,并将努力争取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同时,积极参与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作者还从巴西的国内外环境出发,分析了新政府实现对外政策上的角色定位及其紧要议程的条件与前景。     

中国与巴西能源合作:现状、挑战与对策

随着深海油气资源的加速开发,巴西油气生产迎来拐点,未来有望跻身世界前六大产油国之列。面临严峻的能源形势,中国能源企业开拓巴西能源市场有利于缓解能源"瓶颈",实现进口多元化战略。在中拉整体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巴之间的能源合作具有极强的全球示范效应,有利于带动中拉产能对接,实现中拉关系的全面发展。中巴能源合作面临重大历史机遇,原油贸易、市场参与、技术吸收和生物能源开发是两国合作的主要内容。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企业会遇到来自资源民族主义、文化制度差异、法律制度制约、党派博弈因素以及美国因素的干扰和挑战。为实现中巴能源合作的稳健发展,中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能源外交策略,在增进对巴西能源市场和社会认知的基础上,积极借鉴日本和韩国的介入经验,同时处理好中国、美国与巴西三边关系的互动。     

巴西:科洛尔政府在困境中寻找出路

面对80年代巴西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和巨额外债的严峻形势,1990年3月执政的科洛尔政府制定了指导整个90年代经济发展的“新巴西计划”,对巴西的工业和外贸政策作了战后以来空前深刻的调整。“新巴西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工业和外贸政策”(以下简称“新政策”),它将对巴西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新政策”产生的背景     

巴西深化经济改革,面临严峻形势

1990年,巴西的政治、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在政治上,自1964年以来巴西第一次实行了民主选举,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外交政策上,巴西一改萨尔内政府时期既与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传统关系,又加强和扩大同发展中国家交往的多元化方针,转而实行更加务实、更具有选择性的“在优先发展同邻国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将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亲西方政策。在经济上,巴西实施了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其主要体现是新的稳定经济政策和新的工业政策。面对1990年末1150.96亿美元的巨额外债和1764.87％四位数的高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     

浅析巴西生命科学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巴西生命科学产业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浪潮兴起的,它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巴西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产业较发达的国家之一。巴西生命科学技术成果主要应用于农业、医药和能源三大领域。生命科学对传统农业的渗透主要表现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上,巴西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阿根廷的世界第三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在生物能源领域,巴西主要发展乙醇能源,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乙醇生产国,是世界上唯一不供应纯汽油的国家。巴西还将生物制药部门视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在整个生命科学产业中,生物医药技术公司占的比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