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整合共享的利益格局与解决之道

大数据时代要求政府部门进行跨部门的横向信息整合共享。但是政府部门间现存的利益格局阻碍了这种共享的进程,因为在现有的利益格局下,信息的分享者难以得到收益,所以抵制对信息的分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确立一种新的利益格局,使得政府各部门自发主动地进行信息共享,实现共赢。     

政府是否有自身的利益

政府是否有自身的利益 ?对此总理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都源于学理与事实之间的冲突。本文认为 :政府也是经济人 ,有自身的利益追求。承认政府合法权益 ,更符合实际。     

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之关系研究

政府利益客观存在但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主要供给主体在现实中很容易将其自身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政府代表公共利益是它的本质所在,是其法定义务,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政府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必须明确辨析政府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区别,从而有效地限制政府利益之扩张。     

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

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公共决策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并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主要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通常选择那些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方面,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综合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公共政策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各个社会成员间进行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须立足于组织使命的完成和最高目标的实现,因而也是有代价的,为此,必须使政策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达到政策行为规范化,而要做到这些必须使政策尽可能做到社会公正,并努力使政治决策系统接受,这样,政府的政策才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析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言人 ,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为公众谋利益是其职责 ;而政府作为共同体组织 ,存在着自身狭隘的利益 ,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及政府应如何平衡利益层面的冲突 ?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府利益及其约束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政府在选择政策方案时坚持怎样的评价标准,将影响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在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是否能够按照政策目标的要求获得各自的利益,也将深刻地影响公共政策的总体效果。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和供给者,其政策取向相应以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目标,在社会中保持一种公正超然的地位。但由于政策过程中政府利益的存在,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又往往与该价值目标发生分离,应然与实然相冲突,从而降低政策实效。因此在政策实践中要分析政府利益产生的原因,构建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避免政府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冲突,达到一种良好的利益均衡状态。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利益格局变动与利益协调(下)

三、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发展 在利益分化、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情况下,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也迅速地兴盛起来,并出现了新的特点.     

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政府利益问题探讨

对目前中国电子政务存在的问题,追溯其根源,无疑也可以落脚到利益的原点上.在电子政务发展的过程中,电子政府有其公共利益的诉求,同样也会有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政府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存在,必然会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利益格局产生作用并受到现行利益格局的影响,政府利益的存在必然会影响政府的行为.从政府的自利性出发,笔者把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政府利益视为与公共利益相区分的政府自身利益,具体可划分为政府组织的整体利益、政府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公务员的个人利益.     

公共政策中的政府利益分析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有权威的价值分配。”它的内在逻缉是作为运用社会政策进行利益分配的政府,在利益的选择分配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公平、公正的公共政策能带动社会经济全面迅速发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国家由于政府使用了卓有成效的公共政策,使国家走上了繁荣昌盛的快车道,也有的国家因公共政策的失误、失真甚至误导,而使国家陷于混战、衰退的深渊中。究其原因,林林总总,但无疑与政府的公共政策有关,本文将从政府利益的角度,探讨政府利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针对转型期中国政府的现存利益及弊端作简要分析。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利益格局变动与利益协调(上)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边疆多民族地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冲突明显化的问题日渐突出,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课题组组织调查组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民族地区进行了专题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课题组对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开展了专题研讨,找出了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应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利益分化问题的思路,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维系与发展

要全面提升和拓展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基础,必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推进政党政治民主化、法治化,开发执政的体制资源,构建执政的法理基础;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有效整合社会利益,不断增加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度;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坚决遏制党内消极腐败现象,防止权力的逆行与滥用。     

领导活动:思维的地位、诉求及其回应

思维是对领导活动起指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是领导活动的灵魂。领导者,作为领导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主体,必须有思维的高度、广度、深度、强度、韧度、跨度、密度、亮度和速度。要具备这样的思维品质,就必须不断吸收科学理论营养,积极融入基层工作实践,努力挖掘自身思维潜能,虚心借助外界聪明才智,切实加强思想环境建设。     

Government, Interest Groups and Policy Change

Much of the British and European literature on the role of interest groups in the policy process focuses o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networks of various types. Possibly reflecting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y community and policy network 'models' in the late 1970s, these approaches tend to emphasize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 of both networks and policies. However, the 1980s and 1990s have witnessed much policy change and instability in most Western European states. In particular, some governments have adopted a more impositional policy style, and interest groups have learned to exploit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a policy process which is increasingly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opportunity structures.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following Europeanization of many policy sectors within the fifteen EU member state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ossible causes of policy change, 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state power; changes in the behaviour of interest groups as they adjust to and exploit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multi-arena policy-making; the impact of new policy fashions, reflecting knowledge and ideas which can act as a virus-like threat to existing policy communities.     

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为我们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此,应汲取历史经验,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保持清醒头脑,正视突出问题,深刻理解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现实针对性;深入剖析原因,找准关键症结,切实弄清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产生的根源;坚持多管齐下,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实现领导干部作风的根本好转。     

经典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社会形态下 ,只有不断突出和强化经典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才能确保文化的民族特点、时代特点和独立个性 ,也才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文化的丰富与发展的正确道路。因为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始终是民族精神的支撑点和社会进步的驱动力。     

新时代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问题研究

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是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挑战,方式主要有直接交易型、情谊投资型、私人定制型、迂回包抄型四种类型,其实质是为俘获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谋取不当利益是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内在动力,自身不过硬是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的肇因,不良社会风气为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创造了条件。新时代要有效防范这一社会现象,必须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严厉惩治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行为;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促使其自觉筑牢反腐蚀的立体防线;重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坚决遏制社会不良风气蔓延;着眼于防范权力滥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论政府行为模式从控制向引导的转变

自政府产生以来,都是以社会控制为基本职能,统治阶级的利益实现,社会秩序的获得等,都是通过政府的社会控制去实现的。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是运用暴力和在暴力的支持下去进行社会控制,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政府则是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同时,也有着不断刷新控制技术的追求。但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控制,都会出现"控制悖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控制失灵"的问题。20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学者们围绕政府的社会控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尽管政府的控制技术得到不断的提升,但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迅速地增长,从而使政府一直处于控制能力不足的局面。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政府的社会控制追求如果不改变的话,将会使政府陷入与社会全面对立的境地。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代之以引导取向的行为模式。其中,建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保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控制功能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