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方式的重构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面临"同体监督"的理论质疑,因而在选择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模式时,需要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考虑,提出切合实际且操作性强的侦查监督模式——将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即地方人民检察院对直接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适用逮捕措施,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分析

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问题是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这归结于职务犯罪侦查权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学术界和司法界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探讨从未停止过,众多观点集中表现为将职务犯罪侦查权移交公安机关;独立于检察机关成立专门侦查机关;继续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等,笔者赞同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     

对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思考

侦查权的配置直接决定职务犯罪侦查的分工、权限和权能，关系到刑法有关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目的能否顺利实现。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存在诸多问题，应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技术侦查权，改变职务犯罪侦查权分散配置和行使的现状，继续加强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赋予检察机关在侦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的拘留和逮捕的执行权，适度增加惩戒权。     

“上提一级”的实践对自侦案件管辖权立法调整的启迪

＂上提一级＂是对省级以下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的逮捕决定权由其上一级行使的简称。其目的在于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实践证明,该制度的推行对于强化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具有积极意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单纯的逮捕决定权的上提割裂了刑事诉讼逮捕权与侦查管辖权之间的关系。自侦案件实行侦查管辖权与实际侦查权的分离才是解决逮捕权外部监督问题并实现侦查管辖权与逮捕决定权统一的有效路径。     

赋予检察机关完整技术侦查权的必要性分析

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我国目前立法却只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没有执行权,这势必会降低技术侦查措施的功效。因此我国立法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技术侦查权,即包括决定权和执行权。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

由于侦查权的属性乃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故在我国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法律监督机关并不冲突。各个国家或地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相去甚远,意图通过法律移植的方法将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机关中剥离出去,改由公安机关、监察机关或另行成立的机构行使,很可能水土不服。并且从实践来看,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的问题主要是独立性弱、侦查措施匮乏,对此可通过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等方法予以解决。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途径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项重要权能,也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其侦查权的改进与完善问题一直是法学实务界与理论界争论的焦点.现有的侦查体制框架已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一大桎梏,亟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如何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运行模式,是当前检察改革的一项重点课题,本文拟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现实形态与弊端入手,分析.论证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权需要改进与完善的主要问题.     

职务犯罪决定逮捕权上移的现实应对

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在检察实务中将会出现办案时间压力过大、侦捕联动受限、具有决策风险的案件适用逮捕措施缺乏完善的操作规则、人民监督员部分监督机制面临调整、审查逮捕阶段律师介入职务犯罪案件程序亟待完善等问题,有必要通过改革审查逮捕办案模式、提高侦查工作能力、调整外部监督等方面予以解决,充分发挥职务犯罪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的制度优势。     

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主体的再思考——检察体制质疑观点之反驳

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过程中虽然存在缺陷,但即使通过体制上整体剥离检察机关的方式,也无法消除侦查权"同体监督"的现象,反而会由此陷入监督的循环悖论。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并非封建社会身份法之遗毒,以此为由要求将之划归公安机关行使,缺乏依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政属性并不排斥监督属性,应考虑借助不是剥离而是限制职务犯罪侦查权滥用之途径实施检察改革。     

论职务犯罪侦查监督

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对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保证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严格依法进行的法律制度。在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制中,监督制约的重点是要保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法行使。     

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新境域——《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评介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改革事关反腐败大局,多年以来为全社会所关注。而如何合理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张兆松教授所著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洋洋近50万字,紧密结合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实践,分别从侦查权的归属、初查权、侦查管辖权、强制措施权、特别侦查权和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职务犯罪决定逮捕权上移的现实应对

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在检察实务中将会出现办案时间压力过大,侦逮联动受限,具有决策风险的案件适用逮捕措施缺乏完善的操作规则,不捕决定不服的案件缺少异议沟通机制,人民监督员部分监督机制面临调整,审查逮捕阶段律师介入职务犯罪案件程序亟待完善等问题,有必要通过改革审查逮捕办案模式,提高侦查工作能力,调整外部监督等方面予以解决,以充分发挥职务犯罪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的制度优势。     

基层侦监部门在职务犯罪决定逮捕权上移后如何加强对职务犯罪的监督与制约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切实解决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违法违规办案现象而在近期推出的又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但由于现有人员素质、力量、思想观念、办案制度、工作机制等还存在与之不相应的地方,应当强化对自侦案件监督的观念。建立统一指导协调的职务犯罪侦查和侦查监督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职务犯罪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的制度优势。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和制约

本文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和制约为主题,提出应扩大机动侦查权、增设技术侦查权、建立推定制度等以扩充职务犯罪侦查权内容,并通过探索侦查措施司法审查机制、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提高律师抗辩地位等措施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约。     

职务犯罪侦查权之重构

为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反腐败机制中的支柱作用,学界与司法界将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结构调整与功能更新纳入了司法改革的范畴。自深圳设立职务犯罪侦查局后,关于职务犯罪侦查局的地位与作用,或者更深层次地说是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问题成为关注焦点。本文仅就职务侦查权的重构作一重点探讨。     

检察权配置的重点和方向——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为视角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职务犯罪侦查权一直是法学家和检察实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在缺陷,从本质上影响和制约了侦查效能的充分发挥,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是新时期开展职务犯罪工作的当务之急。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科学配置

职务犯罪侦查权一直是法学家和检察实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在缺陷,从本质上影响和制约了侦查效能的充分发挥,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是新时期开展职务犯罪工作的当务之急。     

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看检察独立

职务犯罪侦查权应当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才能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我国检察机关现行领导体制下,检察权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常常受到阻碍和干涉,因而困难重重。我国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使检察权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遏制职务犯罪的蔓延。     

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实体分析

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关系到检察机关能不能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职务犯罪侦查权既是法律监督权的一部分,也是国家法定侦查权的一部分。本文主要从实体角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进行重新分析,以求得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完善

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单调残缺,已经影响到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有效行使,在一般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措施上都有完善的必要。职务犯罪侦查权都应该具备普通犯罪侦查权所具备的技术侦查措施,避免强制措施决定和执行脱节,而且应该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采用诸如边控检查等特别的侦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