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有序参与：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树立机制

司法公信力作为司法机关的活动宗旨和行为目标必须在人民群众的参与过程中树立，然而在当前的司法运行模式由“封闭性”向“开放性”的转向中，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活动的一种“有序性”，这也是实现司法审判“法制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重要途径。另一种程度上，如何保证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重大课题，它即要求参与公众法律意识及司法者人文情怀的培养，同时又必须有相关的法律或政策作为行为依据并进行规范约束。     

论微博直播庭审对司法公信力的多维构建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基于对法律和司法实践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司法对公众的权威力。微博直播庭审作为微博传播与司法机关庭审工作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具有司法公开、司法参与、社会监督和法治教育的功能,也正是这些功能使得微博直播庭审具有了司法公信力构建的特性。微博直播庭审从心理认同、制度实践、价值目标、司法主体、文化环境等多个维度,树立法律信仰,落实司法公开,实现司法公正,提高法官素质,传播法治文化。从而实现对司法公信力的多维构建。     

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若干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建设与司法体制、司法机关人员素质、社会公众的法律素养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力的决定因素。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缺失的直接原因有:一是司法权力配置不当和司法信仰缺失;二是司法制度的缺陷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不高。要提升司法公信力,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加强司法队伍的素质建设和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     

以法官品质要素为视角谈司法公信力的提升简

司法公信力包含司法权运作和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其内容涵盖“信仰、信心、信任”三个方面.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在构建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司法权的运作主要是借助法官这一群体来实现的.法官品质的提升必须不断增强专业知识技能、致力于服务社会和自我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达到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实现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解读社会公众视角下的司法权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前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司法权威的树立是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如何提升司法权威在公众心中的地位是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从司法机关司法行为入手,从社会公众角度对司法权威展开阐述,介绍了司法权威的相关概念和演化过程,进而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现状,最后针对以上现状和问题,对今后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和看法。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信力提升的良性互动

国家法治建设、司法公正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媒体监督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通过透析当前媒体聚焦的热点案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信力提升积极、消极影响并存。媒体监督与司法公信力冲突本质上有正义法律观和朴素道德观的冲突等深层次原因,为协调二者关系,应从立法、司法、执法、公民参与等多途径予以解决。     

以立法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提升司法公信力需要立法与司法的良性互动，这要求加强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努力提高立法的科学性，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基础；二是努力降低立法滞后性给提升司法公信力带来的不良影响；三是努力应对法律变动给提升司法公信力带来的挑战。     

论司法权威的生长

司法权具有多义性,从广义上可分为审判权和检察权,而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应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司法权和司法权威密不可分,司法权威的失范是对其本质与价值的背离。司法权威失范的重要原因是失范司法权的攻击性、混沌性、非终结性、非及时性。我们必须对司法权威的失范进行矫正,寻求规制司法权威失范的“阿基米德基点”,回复司法权的正义品格,使司法权威成为民众的信仰,实现司法权威的生长。     

论司法调解对司法公信力的价值及其作用方式

司法公信力的流失缘起于立法的诸多不足以及与国情脱节的司法技术。就目前来说，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个切实途径是优化司法调解、提高民众对司法的认同度。而司法调解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偏误，构建一个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优化完善的司法调解系统，必须正确处理司法调解本质的商谈性与干预性、依据的规范性与说理性、程序的自足性与开放性、方式的劝解性和妥协性、结果的强制性与说服性这五大关系。     

以法官品质要素为视角谈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司法公信力包含司法权运作和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其内容涵盖"信仰、信心、信任"三个方面。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在构建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司法权的运作主要是借助法官这一群体来实现的。法官品质的提升必须不断增强专业知识技能、致力于服务社会和自我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达到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实现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以“药家鑫案”为例

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新的民主参政方式,它打破了信息垄断,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成本,开辟了网上民主监督的新时代。网络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的公开与公正,与此同时,网络民意的“非理性”与“情感性”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对网络民意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并通过规范引导网络民意,提升司法公信力,实现网络舆论和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     

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互动的个案研究

司法活动与社会舆论存在互动。本文采取个案研究法,运用系统论原理,对这一社会过程的内在机制进行描述分析,得出我国司法运作系统的一般模型——金字塔模型。转型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框架与变革中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矛盾,所以应当追求一种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的司法正义,即协商型正义。社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互动是良性的,促使司法向着更完善地保护人民权利的方向缓慢演进,同时推动着法律规则本身发生变革,并由此促进协商型司法正义的实现。     

论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随着刑法理念的变化,各国大都对犯罪行为不一定采取诉诸法院适用刑罚的态度,反映在刑事起诉制度中,便是赋予检察机关在是否对犯罪进行追诉时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不起诉裁量权。我国法律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空间不大,适用条件严格、范围有限,应当从改革检察官考核机制,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设立多种不起诉程序等多种途径加以完善。     

公诉权制约之比较法考察

适当起诉事关国家惩罚犯罪的能力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为规范公诉权的适当行使,各国都从起诉条件和审查程序上对提起公诉加以控制,并对不起诉裁量权从程序上加以制约。公诉机关既要对拟提起公诉的案件着重从证据标准上进行审查,还要将起诉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宜放低,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机制还应完善。     

大调解机制中的治安调解研究

治安调解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在受案范围、功能、程序规定等诸方面存在不同,具有互补性。大调解在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应以内涵发展的方式构建大调解机制,并在大调解的格局下进一步完善治安调解。     

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及重构——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不高,仍然存在案结事未了、同案不同判等非正常现象。司法公信力具有信用与信任双重维度。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体制缺陷、司法不独立、同案不同判等。因此,提高我国司法公信力,一方面应紧抓司法公信力的信用与信任双重维度,注重从改革传统法院体制、践行司法为民理念、提高办案效率和完善裁判文书制作,另一方面应规范媒体监督、加大普法教育。     

"法庭之友"与公益诉讼

在我国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中,"法庭之友"已经成为一个新元素被纳入制度构想.根据"法庭之友"制度,非案件当事人可以向法庭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背景信息、不为法院所知的案件事实或法律适用意见.将该制度与我国现有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法庭之友".在公益诉讼中引进"法庭之友"不仅有助于实现司法民主,更具体体现了"支持起诉"原则.     

论撤回公诉

撤回公诉符合诉审分离原则和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公正和效率价值的追求;撤回公诉的时间应当限定在法庭调查终结以前;撤回公诉的理由是发现具备不起诉的情形。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利益,法院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撤诉请求进行司法审查,听取被告人、被害人的意见。撤回公诉在法律效力上与不起诉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之处。     

公示催告制度之完善

公示催告程序是一项重的司法程序，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非讼程序重视程度存在欠缺，导致公示催告程序存在诸多实务缺陷，在救济方式上可操作性差。应完善现有公示催告立案审查程序、发布时间及救济途径，以期更好地体现该程序的社会价值。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若干问题探析——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背景

为扭转实务部门在打击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行为的被动格局,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刑法修正案(七)》将该行为犯罪化。在本罪构成特征中,其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次要客体为社会治安管理制度;在其客观特征中,被组织者实施的行为原则上应当限于侵犯财产权且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在司法认定中,需要注意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间接正犯以及与本罪相类似的某些聚众类犯罪和其他组织型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