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及其《藏书纪事诗》述评

随着收藏热升温,藏书研究在经历近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次高温后,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叶昌炽作为我国晚清至民国时杰出的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金石学家,在近代文化学术上,不仅在藏书史、石刻学、敦煌学研究上做出特色贡献,而且在古籍刊刻、书目编纂、方志纂修等方面也有出色的成绩。尤其撰写的《藏书纪事诗》,实为开藏书家研究先河之作。     

浅议加强方志队伍人才的建设

方志编辑工作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托。历代有识之士,对方志建设都是情有独钟。方志对于人们了解社会、改造社会,和陶冶情操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了地方志直接或间接地给人以知识和智慧,但是目前在方志队伍的建设中仍旧存在着不足,通过对方志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辞书编纂工作的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

编纂字典辞书,是对语言文字认知的标准与规范,是对人类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记录,其意义不容忽视。目前在编纂字典辞书中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制约了我国字典辞书编纂的发展,比如缺少以编纂字典辞书为职业,并具备编纂字典辞书能力的专业人员;对字典辞书学的理论研究不够;字典辞书的编纂技术、手段落后等。     

汉语语文词典编纂述略

汉语词典编纂法是辞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辞书编纂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一门科学。词典编纂法就是编纂原则与具体处理的方法,而处理的内容包括选词、注音、释义与编排四方面。本文对词典编纂中的排检法和释义法两个方面进行了简要回顾和梳理,指出了每种方法的渊流、发展以及现代通用的辞书所存在的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进化史观的传播与史书编纂的创新

历史观的变革是史学发展的根本变革,必然导致史学的深层次变化。西方进化论的传播,深刻地冲击着传统史书编纂的模式。中国的新史学思潮时期,史家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对史书编纂进行了具有成效的改造,出现了具有近代色彩的章节体历史教科书和崭新的通史、学术史、地方志编纂方式。     

进化史观传播与史书编票的创新

历史观的变革是史学发展的根本变革,必然导致史学的深层次变化.西方进化论的传播,深刻地冲击着传统史书编纂的模式.中国的新史学思潮时期,史家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对史书编纂进行了具有成效的改造,出现了具有近代色彩的章节体历史教科书和崭新的通史、学术史、地方志编纂方式.     

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化的证成与构想

编纂党的组织法规法典是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必然要求,不仅开辟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新路径,而且为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党的组织法规法典编纂具有政策基础、理论基础和规范基础等有利条件,可以选择体系型编纂模式,包含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党的组织法规法典的体例结构应以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实践活动、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逻辑基础,综合考虑党的组织法规的立规实践。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应包括总则编、党员编、选举编、中央组织编、地方组织编、基层组织编、纪律检查机关编、党组编、党的工作机关编、党的干部编、人才工作编和附则编等十二编。编纂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在立规路径上可以采取专项清理方法、一揽子修改方法、先编纂“域法典”方法和分阶段审议等方法稳步推进。     

《正统道藏》编纂背景初探

《正统道藏》的编纂在道教史上和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对保护道教经典和延续道教文化更是意义非凡。明初道教趋于世俗化,影响日益扩大;遵循前代道藏编纂的惯例;皇帝对道教的极度推崇都促进了明代道藏的编纂。本文就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正统道藏》的编纂背景,以期能更好的研究《正统道藏》。     

梁启超历史编纂成就的时代特色北大核心CSSCISSCI

梁启超在历史编纂上突出地体现了勇于革新创造和自觉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二者的紧密结合,这正是20世纪初期处于民族危机关头和中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时代的鲜明特色。他在历史编纂中的主要成就表现为:在当代史撰述上将纪事本末体创造性地改造发展,撰成《戊戌政变记》这部影响深远之作;在撰著《中国通史》的实践中,将探索"新综合体"这一宏大工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所设计的方案,既继承了易代修史的传统,又符合近代史著再现历史演进趋势、显示因果关系、总结兴亡教训的时代要求。梁氏在历史编纂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建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思想营养。     

人乎,神乎,亦人亦神——人神共体的木兰形象

木兰形象存在于三种话语系统中：文学作品、方志碑刻和民间传说。这是一个亦入亦神的形象。口传形态的木兰形象，生动活泼，富于生气，带有浓厚的民间气息；而文学作品、方志碑刻中的木兰则成了封建意识形态的符号。同时木兰在民间话语中还被塑造成了“神”，入神共体的木兰形象的形成和存在是文化流变和文化空间的分割造成的，也有中国文化自身的深层次原因。     

坚持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 为经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档案方志力量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视察指导工作时提出了重要要求和殷切期望,为天津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彰显天津的现代化新风貌。市档案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方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记使命任务,认真履行“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神圣职责,高标准推进档案方志事业发展,助力“十项行动”,为天津高质量发展提供厚重的文化支撑、贡献档案方志力量。     

我国民法典编纂的现代性及其限度

民法典编纂始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于2020年3月全国人大进入最后审议阶段。回顾民法典编纂进程,交锋激烈,有理念冲突,有体系之争,更有制度辩论,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民法的现代性命题。本文从民法典编纂的社会基础、基本原则演化、知识产权入典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四个主要维度,对此核心命题进行简要回顾和梳理,重点展示民法典编纂的现代性及其限度,旨在深化理论认知和实践探索,以期对当下及今后的国家法治建设有所贡献。     

简析《四库全书》对现代档案工作的启示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其整个编纂过程,自始至终都是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四库全书》编纂在搜集整理古籍、书目分类、人才选拔、副本制度、学术评价等步骤,都已经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标准与圭臬,为中国传统古籍的梳理提供了永久性的范本。     

十年之功修《清史》

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已近3年,预计2012年结项时将出版3200万字、长达近百卷的煌煌巨著从1644年到1912年,清朝历史前后延续了268年,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朝代,对近现代中国有很大影响。在我国,易代修史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但清朝覆亡已90余年了,至今仍没有一部理想的大型清史。民国初期编纂的《清史稿》存在许多历史局限和谬误。修一部高水平的清史,一直是史学界的心愿。数亿元预算编纂《清史》成崇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清史》编纂工程能够提上日程,《瞭望新闻周刊》作出了很大贡献,2001年《瞭望新闻周刊》     

编纂一部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民法典——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

正一、民法典应体现21世纪的时代特征记者:今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了编纂民法典的具体步骤,这引起全社会的热烈关注。您作为著名的民法学家,在推进编纂民法典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注意到,您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编纂一部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请问您为何要如此强调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呢?王利明:我确实多次谈过,如果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风车水磨时代法典的代表,1900年     

我国行政法典编纂的重要历程与新思路新展望

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开始,我国行政法典的编纂经过了片断式立法阶段、程序法先行阶段以及遭遇程序法法典化瓶颈的历程,目前学界对行政法典编纂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热烈讨论和呼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片断式立法是在尚未搭建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时期实用主义的选择;而伴随着新"六法体系"的提出和政治上的推动力,却由于国家的法治实践经验不足,学界的理论准备亦有限,法典化的初次尝试受挫,但是这一阶段充分体现了我国在立法上的智慧,走出了程序法先行的独特路径;行政法法典化的瓶颈则出现在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尚不充分的情境下,即使政治力量也不能强行推进。行政法学界在法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准备和实际推动作用。从我国行政法编纂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行政法的法典化需要政治力量的重视和推动、国家法治实践的需求和经验积累、学界的理论准备,三者缺一不可,而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目前,学界提出了行政法法典编纂的新思路。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法治建设的推进,当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行政法典编纂之梦就可能成为现实。     

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语料库建设

文章回顾了单语学习型词典的发展历史,总结了单语学习型词典的成功经验,探讨了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问题所在,尝试提出了改进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工作的办法,即坚持以用户为导向,针对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认知特点,以语言学研究成果为指导,为编纂词典建立大型通用语料库,分析现有学习者语料库的相关数据,使英汉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进一步满足学习者需求。     

关于年鉴创新与规范的思考

创新是人无我有的,具有独特性,并且是有价值的新事物或新思维,创新是一种突破、一种质变。年鉴发展固然需要创新,但在年鉴编纂中很多进步或成果都不是创新,而是与时俱进、常编常新。长期以来,年鉴界存在许多认识误区,主要有五个,亟须正本清源,回到正确的认识上来,年鉴工作才不会走弯路。年鉴规范是基础,人人必须遵守;年鉴创新是提高,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年鉴创新必须具备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来自于年鉴理论学习和研究,更来自于年鉴编纂工作实践,没有年鉴编纂工作实践的创新是空洞的、乏力的。     

超越前人 无愧后世——记中国地方志的编纂

4月中旬,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郑州召开了1991年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举办了近几年来编纂出版地方志成果展览,共展出省志、专业志和县志300余部。那一部部内容翔实、装帧精良的志书,凝聚着编纂者的心血和汗水。从80年代开始的编纂,经过十年辛勤耕耘,已初见成果。与会者认为:90年代到本世纪末的后十年,将是新编地方志的收获季节。     

一场很值得注意的争端——地方志应否记述“文化大革命”?

陈元方同志《新编地方志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一文在本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先后被《了望》、《文摘报》《方志研究》、《云南方志》、《陕西地方志》、《南郑县志资料》等报刊转载或摘要,本刊也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支持陈文观点的来稿,择要刊发了两篇.鉴于如何历史地记述、评论“文革”,不仅仅是地方志方面的,也是多年来思想理论战线上有一个争议的问题,我们现再将《了望》1992年第36期凌亢同志的文章和李德运同志的来稿予以转载、摘要刊登,作为这一问题探讨的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