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不再围绕特定功能建立组织,而是以结果和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创新。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界面理论范式：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统一分析框架建构

信息时代的技术革命对政府和治理变革产生了兼具工具论和本体论特点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工具论强调政府和治理需要借助技术来改进自身运行和提升效率,本体论意味着政府和治理需要以新的形态来适应技术变革,由此政府和治理可能以全新模式呈现。为了整合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已有的研究,并且将技术变革纳入考察范围,我们试图提出界面这一新型分析单位,研究界面自身的特征、内部结构、外部环境和功能与目标,从而建构一个关于界面的理论范式来讨论信息时代的政府和治理改革。从界面理论范式建构的中国实践经验来看,技术在缩小界面、扩大界面和集成界面等方面的形态有不同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政府是其典型代表,而构造弹性化界面运作形态会成为界面理论范式的未来趋势,也是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趋势。     

和谐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互动机制诉求论析

和谐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互动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合作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进入调整和完善时期的机构改革：建构高质量的政府

通过对政府组织体系、政府与外部组织关系两个层面的改革，前八次机构改革建构了一个政府治理体系和运作的基本架构。新一轮机构改革是在深入推进前八次机构改革基础上所做的调整和完善。研究认为，未来的机构改革应从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模式等三个层面进一步加以调整和完善，具体在于政府组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机构改革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同步演进。     

我国政府善治途径探析——新加坡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善治"理念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始积极探索我国政府的善治之路",善治"理念作为政府治理的最高目标,其根本特征就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功,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之一,过去的20年中,在坚持"好政府"的原则下,新加坡政府在追求政府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善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与善治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治理和善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实现我国的善治具有借鉴意义。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治理理念的选择与转变——以四川省郫县为例

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与模式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笔者通过考察郫县智慧城市建设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探讨适合现代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提出相关建议:从整体出发,推进行政体制和机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适应城市智慧化要求;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改善企业投资环境;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行政监督和问责;深化审批制度的改革,激发社会活力;以人为本,改善智慧城市治理理念;公众参与,拓宽智慧城市的多元途径;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智慧城市的综合水平;建设电子政务,推动政府治理走向智慧化时代等对策建议,从而推进国家以及政府在城市治理领域的现代化。     

走向服务政府:洛克有限政府理论及其启示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洛克有限政府理论在保护公民权利、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有限政府不一定等同于服务政府,在面对不同时期、不同国情下的市场失灵问题以及权衡德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作为与不作为等现实问题时,有限政府理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服务型政府必然是一个有限政府,洛克所提出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以及权利让渡所构成的有限政府理论,对于新时代构建服务政府仍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网络危机中依法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探讨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促生了新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一些值得深思和关注的新问题:政府公信力作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日益成为影响治理的重要因素。网络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公信力受到了网络空间的影响,公信力变得更加脆弱。加强新媒体治理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有效促进社会共识;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提升网络治理应对能力;掌握舆论主动权,增强网络治理凝聚力;提高媒体素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新的理念破解新的问题。     

后官僚制时代政府的改革与治理--评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

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两大理论基础之一.近几十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各国的政府改革运动也在不断进行,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传统的官僚制结构和政府运行方式上,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政府改革与治理理念.《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首次系统总结和评价了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作者盖伊·彼得斯基于自身的认识将各国的政府改革与治理模式概括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四大类,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归纳了各种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方国家治理变革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治理型的公共行政,与传统的行政模式相比较,治理不仅具有全新的内涵,而且正在成为指导行政改革的一种新理念。在治理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掀起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中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实践和经验,以先进的行政理念重塑政府,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府行政模式。     

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理论、实践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进行了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在理论上,西方"整体政府"改革既是对新公共管理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又是一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还与各种协作理论密切相关;"整体政府"已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型政府改革模式,即"整体政府"模式。该模式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治理结构。在实践上,"整体政府"改革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改革模式上的共性,又有具体操作中的国别特色,并形成了一种最佳实践模式。这一最佳实践模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以及制定政策、设计方案和提供服务的新方式。西方"整体政府"改革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具有三点启示: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     

浅析我国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属性与治理模式

作为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与代表,地方政府在地方政治中的核心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改革与创新正在成为其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议题。而随着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模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主动增强地方政府的核心能力、优化其治理模式,才能更好的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基于此,文章首先对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属性进行了阐述,然后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与缺陷,最后以协作管理为语境框架,给出了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政府治理的“巧实力”

网络信息时代,政府治理将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控制、统合过程,而是一个上下互动沟通,规制、协商、合作等多种治理手段综合运用的均衡治理过程。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不仅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更需要能够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相平衡的"巧实力"。一、巧实力:政府均衡治理的客观要求巧实力,这一概念来自于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最早由美国     

公共危机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为研究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出现,使得如何有效预防和化解公共危机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的视角,剖析我国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在现代危机管理中的体制性弊端,提出建构适应外部复杂动态环境,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公众合作互动的协同治理模式,以达成充分整合公共权力与社会资本,"合力共治"公共危机的良好局面.     

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理论述评

政府的治理过程是公共行政领域价值导向的转换过程,传统行政经过新公共管理运动到服务型政府的塑造,围绕着政府治理什么和政府如何治理而展开。政府治理是各种相关主体的互动过程,其工具的选择存在着多元化的倾向,与改革决策和制度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