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犯罪的行政责任问题探析——兼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

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罪,犯罪嫌疑人构成此罪的前提是违反了交通安全管理法规,除了给予刑事处罚外,一般还要对其行政处罚,基于福建省首例律师醉酒驾驶案,根据现行行政法律规范,梳理了危险驾驶犯罪需要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指出危险驾驶罪与行政法规责任条款衔接的若干问题,并分析了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     

法律功能实现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法律对于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个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法律功能的有效发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深,法律功能的实现效果也受到许多新的因素影响。其中有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以及公民法律意识增强等有利因素,也存在着法律主体自身局限、社会发展不均以及公共舆论错误导向等不利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有利因素对法律功能实现的积极作用,并有针对性地减少不利因素的消极作用,从而实现法律和社会的紧密融合,促进法律功能的更好实现。     

企业数据向政府开放共享的价值逻辑和法治路径——以自动驾驶为例

以智能网联为特征的自动驾驶数据蕴含重大公共利益,是我国交通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基石,自动驾驶企业向政府共享数据有助于实现诸多社会目标。当前我国自动驾驶数据共享活动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有必要制定数据分类分级和采集传输标准,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制定专门法律建立国家级自动驾驶数据平台,明确自动驾驶数据向政府共享的适用情形,充分释放数据价值,最终形成企业数据和政府数据的良性双向流通,引领新兴行业快速发展。     

“毒驾”入罪可行性探讨

危险驾驶罪实施以来,路面交通状况大有改观,唤醒了全民的交通安全意识。虽如此,仍有其他危险驾驶行为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出行安全。文章就吸毒驾驶危险行为展开论证。提出应将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为行文方便简称"毒驾")纳入刑法调整范畴,以便更好保护公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     

论危险驾驶罪中“道路”之认定

"道路"是危险驾驶罪发生的空间范围,合理界定"道路"范围对于正确认定危险驾驶罪具有重要意义。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侵犯的客体为道路交通安全,对危险驾驶罪中"道路"的理解应重点把握道路上发生的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对交通安全造成一定的危险状态。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和交通肇事罪中的道路有一定的差异性。从严密刑事法网和节约立法资源的角度,应当考虑将危险驾驶的空间范围扩展至铁路、航空和水路,以应对此类社会危害行为。     

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效果”困境及其超越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下中国思想建设和现代市场发展现实共同提出的重大课题。虽然取得预期效果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必然要求,而这一内在规定却在现实教育活动中受到多重挑战,为应对挑战,需要在坚持思想教育的同时,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与企业社会责任塑造的结合,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培育国家认同相结合,以实现对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效果"困境的超越。     

诚信建设的困境与法治化对策

正诚信作为一种可预期的责任承诺,并不能自发产生。针对社会急剧转型普遍存在的"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顾"的市场失范、失信行为,必须以诚信制度建设加以解决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徒法不足以自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制度建设是不够的,必须确保法的实施,以法治化方式提高法律治理效果。一、诚信建设的多重维度与现实困境1.诚信的三重维度诚信包含道德、法律与政治三重维度。据《说文解字》:"诚,     

论活动营销的传播效果及文化困境

活动营销是近年来国内外十分流行的一种公关传播与市场推广手段,集新闻效应、广告效应、公共关系、形象传播、客户关系于一体,并为新产品推介、品牌展示创造机会,建立品牌识别和品牌定位,形成一种快速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的营销手段.在活动营销的概念界定及其传播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对活动营销的传播效果进行细致分析,并针对所存在的传播文化困境提出相应的整合推广策略.     

论我国刑法中危险犯适度扩展的基础

危险犯近年来在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中均有适度扩展的趋势。社会发展带来众多危险是危险犯扩展的社会基础,刑法理论的完善是危险犯扩展的理论基础,在社会需求和理论成熟的条件下,自然引发危险犯的法律演变是形成危险犯的法律基础。三个基础互相作用,共同构筑了我国刑法中危险犯适度扩展的基础。     

论利益平衡的法律控制

利益平衡是法律的价值取向,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成为法律的目的和任务.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节机制.司法的终极目的是维护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司法的理想目标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     

危险驾驶罪案件成因分析及治理对策——基于边疆S区危险驾驶罪类案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危险驾驶罪案件激增,甚至在个别案件中出现严重损害后果,对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维护作为地区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危险驾驶罪案件的频发,暴露出部分地区在区域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与治理预防工作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因此,以边疆S区2019—2023年度办理的危险驾驶罪案件为调研样本,采取实地调研与统计分析相结合方式,分析地区区域内危险驾驶罪案件发生的犯罪成因,并为地区整治危险驾驶罪提供治理对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醉驾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醉驾入刑"在全国已经实施了一年多,新法的适用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扰,醉驾问题也成了近年来专家学者争论的热点。结合危险驾驶罪一年多来在湖北省武汉市的实施现状,提出完善危险驾驶罪法律实施的一些措施:一是结合其他处罚措施,加强打击力度;二是优化查处程序;三是多重证据认定醉驾;四是严格限制缓刑和免刑的适用。     

公共问题的文化建构:以治理“酒后驾驶”现象为例

本文在综述政治过程与社会冲突路径单轨建构"私人问题—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政策问题链"的基础上,提出存在一条"私人问题—社会问题"+"私人问题—政策问题"——公共问题的文化路径双轨建构"公共问题"的进路。以"酒后驾驶"问题以及"反酒后驾驶措施"为例,本文认为,"酒后驾驶"现象成为公共问题是通过两种冲突文化建构起来,即机动车为交通工具所建立的交通文化是现代的国家文化,本质是要求驾驶员有清醒的责任意识,是以理性为根基的文化;而酒文化是一种世俗的社会文化,其要义是帮助饮酒者获得无责任意识的快乐,是以感性为起点的文化。因此,"酒后驾驶"是国家和社会因为不同文化双向建构起来的法律(政策)问题和社会问题。交通事故的危害性扩散引发社会冲突,促发"酒后驾驶"作为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转变成公共问题,并进入到政治系统。当国家用立法形式禁止饮酒者驾车而无政策鼓励社会禁酒或限酒时,实质是用单向的"公共政策问题链"逻辑在建构公共政策,必然引起文化冲突,治理效果流失。因此,本文提出从文化角度反思社会问题建构成公共问题的双向路径,防治社会管理中的深层次社会痉挛,寻求公共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双向运动的合作思路。     

浅析我国集体劳动争议的现实困境

集体劳动争议是我国现阶段劳动争议的主要表现形式,因其涉案人数多、影响范围广,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实中,化解集体劳动争议陷入了某些困境,主要是:集体劳动争议调整社会结构的需求与现有法律制度难以突破的困境;法律规范外的集体劳动争议激增与法律规范内的集体劳动争议减少的困境;利益处理机制的现实需求与工会职能缺失的困境;多元对话机制的客观需求与压力驱动机制缺失的困境;争议解决替代机制的客观存在与其衍生争议的困境。只有在清楚认识这些困境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突破困境的路径。     

“醉驾”行为的刑法评价

醉酒驾驶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其定罪量刑问题目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对此类行为应定性为交通肇事还是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否应允许行为人或家属主动掏钱赔偿等问题的争议折射出了当前司法界对醉驾行为罪刑评价的一致。针对这种争议，有必要通过对有关法律的修正加以规范。     

监察建议的法解释学展开 ——概念构成、适用范围与法律效果

在监察对象仅限于个人的制度背景下,针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的监察建议实质上延伸了监察权的覆盖范围,承担着从个案查处迈向领域治理的重要功能.通过对监察建议的法律规范和观点学说展开梳理,进而在法解释学工作中澄清其概念构成、适用范围与法律效果.在概念构造上,监察建议属于"对单位监察"而非"对事监察",其发动具有附随性,其主体具有特定性;建议的指向内容须有针对"廉政建设和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所作的平义解释和限缩解释.在适用范围上,现有学说和实务中主张的"问责建议""处理建议""纠正建议""处罚建议"均不符合监察建议的概念构成;内容指向的"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应根据是否属于监察机关专业领域而做不同标准理解.在法律效果上,监察建议相较于处理决定具有一定的"弹性",可借鉴相关制度完善异议,提出程序与正当理由认定程序.     

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一定程度上严密了刑事法网,对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提升人们交通安全意识意义重大。但是,该罪也存在入罪价值取向不明、构成要件设计粗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诸多不足。只有厘清针对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价值取向,将与危险驾驶罪相关的过失危险犯、危险犯、实害犯都列入刑法的视野,从而划清该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刑罚配置的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解决。     

农村低保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与分析

公共政策实施效果是涵盖多方面的一个系统的概念。归纳起来,公共政策效果可以分为直接效果、附带效果和非预期效果三个方面,表现领域为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效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简称"农村低保政策")作为一项多目标农村公共政策体系,政策绩效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经济效果表现为:政府财政投入逐年加大;农村低保政策覆盖率与保障标准逐年提高。社会效果表现为:农村低保政策在实现城乡社会公平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村低保政策的实施彰显出政府责任,促进了社会稳定与和谐。文化效果表现为:农村低保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农村低保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除了产生直接效果之外,还会产生一些附带效果与意外效果。需要进行多维度与多层面的评估与分析,从而科学、全面与客观地把握其政策实施的总体效果,以确保低保政策朝向政策目标运动。     

刑法视域下的醉驾性质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使得醉驾成为其行为模式之一,由此引发的刑法理论界对醉驾的研究也可谓是如火如荼。从刑法视野下醉驾的定义入手,分析我国刑法对醉驾处刑的社会和理论根基,并从"人本主义"刑法观和刑法善治的观念出发将醉驾行为模式下的危险驾驶罪定性为准抽象危险犯,提出在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具有任何危险的醉驾行为应否给予刑事处罚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的方案。     

农村低保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与分析

公共政策实施效果是涵盖多方面的一个系统的概念。归纳起来,公共政策效果可以分为直接效果、附带效果和非预期效果三个方面,表现领域为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效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简称"农村低保政策")作为一项多目标农村公共政策体系,政策绩效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经济效果表现为:政府财政投入逐年加大;农村低保政策覆盖率与保障标准逐年提高。社会效果表现为:农村低保政策在实现城乡社会公平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村低保政策的实施彰显出政府责任,促进了社会稳定与和谐。文化效果表现为:农村低保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农村低保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除了产生直接效果之外,还会产生一些附带效果与意外效果。需要进行多维度与多层面的评估与分析,从而科学、全面与客观地把握其政策实施的总体效果,以确保低保政策朝向政策目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