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的国际法分析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确处理我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有其逐步形成的过程。从国际法层面分析其基本内涵，通过对国际社会“共同开发”法律实践的叙述分析其现实可行性，并对推进这一战略思想的贯彻和落实提出建议。     

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困境及对策

由于南海争端不仅涉及争议海域的范围广,而且涉及争议的国家多,争议复杂,共同开发区块选择困难,周边国家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进行了大范围的单边开发,再加上区外大国势力的介入等,以上种种困境造成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在南海海域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尴尬境况。面对严峻形势,我国应从双边争议海域入手,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双边共同开发协议,同时在部分海域进行单边开发,宣誓主权,以单边开发促进共同开发。     

“搁置争端、共同开发”：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方式

国际法理论中涵盖了各种争端的解决方式,有政治的、法律的和国际组织的,而由于国际争端尤其是国家的领土争端的复杂性,这些方式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本文试从邓小平针对中国与邻国之间有关钓鱼岛、南海诸岛问题提出的“搁置争端、共同开发”思想出发,论述这一思想丰富的内涵与精神实质,以及其在国际法中的重要地位。这对当前国家之间领土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选择。     

论争议海域的“先存权”北大核心

"先存权"主要是指大陆架争议海域的争端国,授权石油公司勘探、开发争议海域海底资源的权利。从国际责任法的相关理论和海洋法公约规则看,"先存权"属于非法行为。但是从国际投资法和授权国、石油公司母国的国内法的相关规定看,"先存权"有一定的合法性。在国家实践中"先存权"并不当然无效。一般国家实践对"先存权"的处置方式为:根据国际法的方式消除"先存权"的不当性,免除授权国的国际责任;通过共同开发的方式取代"先存权";保留外国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将之纳入共同开发制度中。中国周边未划界海域普遍存在"先存权"的问题。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时需审慎处理之;中国应要求周边国家停止单独开采活动,与中国谈判解决争议海域资源利用的问题;同时,中国应在相应的海域采取对等行为,加大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     

美国“重返亚洲”背景下的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

自2014年1月以来,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频频作出针对中国的强硬表态。同时,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设置的海洋石油981号钻井平台,引发中越两国在领土主权上发生激烈对峙,双方的巡逻艇多次发生碰撞,一系列的领土冲突使得南海局势愈发紧张。究其根源,当下美国的介入和南海政策的调整是使南海争端日趋复杂化和紧张加剧的关键,其背后依旧反映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的微妙演变。与此同时,美国的南海政策折射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现状,影响到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向。     

江西“九五”以来科技政策分析

"九五"以来,我省围绕"科教兴赣"和工业化战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发展动力;推动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促进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在科技政策施行中,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明显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初见成效,中小企业向科技型企业发展势头良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同时,也存在科技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大和总量较小、科技人才严重缺失、科技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政策创新力度不够大等问题.当前,应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战略,着眼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完善投融资政策、科技人才政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政策和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政策.     

国际法视角下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

南海问题虽是历史遗留问题,但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当前,南海博弈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就南海问题提出的既有主张在操作层面遇到了困境,需要提出更具法理依据、更有道义基础、更受国际支持的倡议和规则.伴随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国主动提出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双轨思路”契合南海问题的基本性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利于推动南海问题解决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南海海洋环保合作的困境与出路——兼及对“南海仲裁案”相关仲裁事项的辩驳

2016年审结的南海仲裁案被视为第一起全面涉及《海洋法公约》环境保护条款的案例。菲律宾在其海洋环保类诉求中,指控中国南沙建设活动以及纵容渔民在争议岛礁附近海域从事捕捞珍稀物种和危害海洋环境的行为,破坏海洋环境,违反了《海洋法公约》。围绕南海仲裁案,菲律宾及南海域外国家以环境正义为名展开对中国的指控,也暴露了南海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区域合作机制的缺位。本文从南海仲裁案出发并以此为主要案例,着重分析南海环境区域合作的现状,指出南海环保合作法制机制存在的若干问题,并对中国推动南海海洋环保和渔业区域合作的机制构建提出相应建议。     

我国“政策问题界定”的公共性趋势分析——以退休政策改革过程为例

政策问题的界定是政策分析过程的起点,往往容易受决策者个人偏好的影响而陷入第三类错误之中。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原来的政策问题界定模式逐渐在改变。文章以退休政策改革为例,分析其政策问题界定中体现的参与主体公共性和价值观选择公共性,讨论我国当前政策问题界定的公共性趋势。     

错误知觉、议题身份与国际冲突——以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为例

国际关系认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引发了国家间冲突,然而,错误知觉与冲突之间并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传统认知理论未能对错误知觉引发冲突的具体条件做出清晰的界定。而从认知的另一个来源——身份出发,也许可以给出更可靠的答案,议题身份概念的提出则有助于理解错误知觉与冲突之间的关系。议题身份是指行为体在就具体议题进行互动时被激活的身份,代表了行为体相对于互动他者的议题认知和信念体系。行为体围绕议题展开互动,在不同议题中具有不同的议题身份。议题身份对认知过程具有两种影响:一是赋予行为体在议题中的认知偏好和适当性信念,影响错误知觉的形成;二是确定行为体在议题中的利益。这种利益界定决定了行为体对互动议题的敏感程度,进而构成冲突发生的条件。行为体对议题的敏感性越高,其依据错误认知展开行动的动机就越强烈,采取对抗性手段维护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近年来中美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中的错误知觉之所以呈现出向冲突转化的明显态势,并有可能引发地区冲突,其根源在于双方围绕该议题所产生的议题身份决定了互动过程中的高度敏感性。     

从“决定”到“裁决”——论我国房屋征收补偿争议行政处理机制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8条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代替旧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行政裁决,定性不清,中立性欠缺。以域外征收补偿争议解决机制为鉴,结合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已有机制,房屋征收立法应构建以行政裁决性质的房屋征收补偿争议行政处理机制。     

政策“反协同”:原因与途径——基于“大户籍”政策改革的分析

政策协同是政府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我国的“大户籍”政策改革却提出了政策“反协同”的独特问题.政策“反协同”因原有的政策协同存在负面作用以及与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目标不匹配而提出,其途径有“中心”突破、“外围”剥离和双向改革三种基本方法.“大户籍”政策改革提出的政策“反协同”问题意味着在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转型时期,我国的政策管理存在协同和“反协同”的双重任务.这要求决策者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国家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和长远规划.     

道德争议案件与司法的合法性——对“泸州遗赠案”的反思

在有关泸州遗赠案的讨论中,存在着规则论与原则论的争论。规则论者试图排斥道德立场,而原则论者则认为应作价值考量,两者的争论表面上是法律与道德之争。但实质上,规则论排斥道德立场本身正体现了一种道德立场,因而规则论与原则论之争的实质是两种不同道德立场的争论。引人道德立场之后,司法裁判面临合法性的追问。但是,既有讨论对此皆未能给出有效的回答,因此,泸州遗赠案有待进一步反思。     

中国“政策试验”研究:议题、意义与展望——以政策过程为中心视角

当前,中国关于政策试验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政策试验的类型、过程和功能等三个方面。从政策过程的视角来看,政策试验研究不仅能有效刻画中国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而且还能补充扩展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谱系。政策试验问题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需要从立场客观化、内容精细化、方法多元化这三个方面进行拓展。     

政策制定中的公共利益问题——“ZH市裕达广场争议案”引发的思考

"公共利益"是人们据以评判公共政策之公共性的普遍观念,也是公共政策论说的一个关键词.但是,人们对于公共政策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价值判断是实践的和具体的,因而往往会产生分歧.某项政策之符合公共利益并不能成为该项政策合理性的充分条件,这里还存在一个政策的成本效益计算问题.再加之,对于公共政策的成本与效益分配,不同处境的人也不尽相同,由此产生政策公平的问题.现实中的公共利益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不应具有绝对的"宰制权",故而政策协商、对话和补救机制的建立理应成为题中之义.     

略述美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解决“滞胀”的经济政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里根政府采取有效政策,使美国经济出现了高利率、高投资和高增长率的"三高"并存.     

基于政治认同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以过渡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例

理论界通常把过渡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称作“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这一政策所指涉的知识分子包含着特定的政治属性,是指除革命知识分子之外的所有知识分子,通常称为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对于新生政权具有重要的价值。实施“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过程就是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过程。这一政策蕴含着多种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模式。而通过实施这一政策,中共比较有效地培育起了知识分手对于新生政权的认同。但是,其中的群体压力模式则失之于粗暴,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一统也影响了学术的独立。     

政策的“解码”和“编码”——政策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党校

中国共产党党校具有普遍匀质性、话语的相对一致性等特征,是政策过程中解码和编码的重要主体。党校在政策解码的过程中,保证政治正确是首要的原则,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基础上要坚持实践化和常识化,这是政策解码的特点。进行政策编码是党校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党校常常努力通过政策编码来缝合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断裂。     

为和谐玉林保驾护航——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一站式”调处工作纪实

正2011年12月1日一早,十几名建筑工人来到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处中心,将一面绣有依法调解、高效便民八个大字的锦旗送到了中心主任黄斌的手里。原以为要跑上好几个月才能解决的欠薪问题,在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处中心仅用了15天的时间就得到了圆满解决。员工代表钟原(化名)说: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一站式’服务真是好,我们不用到处跑     

“学习政策 运用政策 落实政策 谋划项目——甘肃转型跨越发展政策研究”要义节选

＂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是胡锦涛总书记对甘肃发展的殷切期望,也是交给甘肃各级党委、政府的一份考卷。如何向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是全省每个干部和广大党员都必须认真思考和精心谋划的重大问题。作为全省公务员培训的重要机构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咨询机构,甘肃行政学院紧跟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自觉服务全省工作大局,主动贴近干部培训实际,适时编写了《学习政策运用政策落实政策谋划项目——甘肃转型跨越发展政策汇编》和《学习政策运用政策落实政策谋划项目——甘肃转型跨越发展政策研究》两本即时性教材。教材整理政策全面,研究问题深入,针对性、时效性和实用性都很强,对于帮助广大干部提升学习政策、分析政策、执行政策和谋划项目的能力,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广大干部在学习使用教材过程中,要吃透精神实质,着力把握框架体系和层次时序,着力把握系统性和导向性,着力把握对接点和着力点,真正把各级各类政策用足用活用好,在推动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的伟大实践中展示作为、建功立业!——摘自本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