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法治防线——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就依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出决定

《决定》共14条,主要包括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进一步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完善重大疫情预防控制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等内容,旨在为为疫情防控穿上法治"防护服";布好法治"隔离带"。3月25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疫情防控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法治支撑。《决定》草案起草工作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领导下。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优化

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都会引起人们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思考。在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中,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为依法防控提供重要保障,但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如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式缺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短缺,常态化防控法律法规缺失,法律修改和实施机制不健全等。在科学防疫与法治助力的良性互动中,部分凸显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弥补和修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但与以往疫情相比,新冠疫情呈现出高复杂性、长期性、未知性等新特点,既有的法治治理模式不足以应对,必须构建更为强大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丰富和发展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内涵,强化紧急时期和疫情常态化阶段法治建设,构建完善的法律修改和执行机制,进一步全面优化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     

完善我国传染病疫情防控法律规制探讨

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系统分析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在本次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短板和不足,从法律定位、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充实地方政府疫情应对应急处置措施、明确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的特定情形、完善疫情防控的保障和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立法建议。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应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并尽快开展疫情产生的经济社会成本与风险的评估工作。应组织专业机构,利用国家权威部门数据,量化分析疫情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成本和风险,为疫情防控和后续工作开展提供必要支撑。     

时事点击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5月1日正式实施 5月1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定，国家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对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者无力支付急救费用的急重危伤病患者给予救助。符合规定的急救费心南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支付。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办法》推行“一揽子计划”，对上述内容分别设专章予以规范。     

充分发挥法学法律工作者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作用

中国法学会日前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动员法学法律工作者,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特别是加强对依法防控、复工复产、公共卫生等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的调研攻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级法学会、各研究会组织广大会员围绕依法科学有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从法律角度防止滥食野生动物、依法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人员跨境流动中疫情输出或输入等问题集中攻关,提出了卓有成效的对策建议,并通过多种形式就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取得良好成效。     

疫情影响合同履行 发包人如何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由于延期复工、交通管制和限制人员流动等防控措施,建筑施工企业项目建设受到较大影响。此时,工程建设承包人可能为规避责任、减轻损失利用不可抗力免责的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提出免责、索赔或顺延工期等申请。对此,本文从疫情的法律定性出发,以建筑工程合同中发包人的视角,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发包人带来的法律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传染病防控长效机制构建及实践

为明确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背景下重庆市中小学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措施现况,为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寻找新的突破点,对重庆市39个区县的中小学新冠肺炎防控监进行拉网式检查.在制度建设方面,超过97％的学校建立领导责任制、成立疫情防控专门工作机构、具备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有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有传...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法律服务

司法部最近出台意见,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司法行政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坚决打赢司法行政系统疫情防控阻击战。把监狱戒毒场所作为司法行政系统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全面强化封闭管理措施,坚决杜绝监所管理漏洞,坚决遏制监所疫情蔓延扩散。     

对完善我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法制的几点思考——基于对生存权的公共性认知

流浪乞讨人员生存权及其实现方式的确认和保障,是我国行政法治研究的重要课题。承认流浪乞讨人员生存权具有公共性,并基于对生存权公共性的认知,从法律规范和制度操作层面对流浪乞讨行为的界限、社会救助机构的强制救助权及救助管理制度做出系统安排,是完善我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法制的现实路径。     

试论我国社会法的基本范畴

社会法,是指调整国家和人民之间社会给付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社会法是在社会保障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超越了社会保障法的给付模式和给付水平。社会法在性质上属于公法,并且以社会给付为核心。我国社会法的体系宜分为“社会预防制度”、“社会扶助制度”、“社会促进制度”与“社会补偿制度”四大板块,这四大板块与社会给付程序法及社会救济法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法体系。它们在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公正上发挥着相互衔接、互相补充的功能,并形成一张安全网,保障个人在遭受各种风险时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紧急状态的宪法实施机制与完善路径

我国宪法紧急状态确立了立法机关保留、法律优先原则、要式职权行为、比例原则等法定实施标准,但在实践中,由于《传染病防治法》等单行立法包含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非常措施,且专门的紧急状态法缺位,导致国家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面临困难,紧急状态下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的非常措施缺失,基层实践中出现以应急状态之名行紧急状态之实的争议。完善国家非常状态法治建设,关键是加强紧急状态的宪法实施工作,当前,紧急状态立法应遵循上位法、关系法、平衡法的原则,宜采取一般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渐进模式。紧急状态宪法实施需规范行政职权行为,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法律监督、执法检查、答复法律询问等职权。     

疫情防控中社会治理制度之完善

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集中考验。本文以社会治理制度为着眼点,探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治理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坚持和发挥制度优势,这既是抗击疫情、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也是今后疫情防控的主要抓手。针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治理问题,应以制度为突破口,补齐短板,完善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体系和机制,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与突发事件中的国家救助

宪法上所确认的社会保障权,要求国家在公民因突发事件的打击而陷入困顿时承担主要救助义务,以维持其相当水准的生活。我国目前以自然灾害赈济为中心的应急救助体系存在规范残缺、范围狭小、主体缺位、标准偏低等明显不足,亟待完善。而构建国家应急救助制度的重点,在救助依据的确立、救助主体的确定、救助对象的界定、救助程序的设计、救助标准的衡量和救助资金的筹集等方面。     

自我卫护:习惯法视野下非常时期的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以2020年初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对象

在2020年初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许多城市社区为自我卫护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基于自治组织性质制订并执行了有关疫情管控的自治规范。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制订主体主要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也包括社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组织。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与疫情防控相关的通行管控规范、人员管控规范、车辆管控规范、防控措施管控规范等。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实际运行包括管控规范的宣传、管控规范的执行、管控规范实施的监督等方面。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为非常时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制订的具有特定目的的非国家法范畴习惯法性质的临时性自治规范,应当遵循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合理性原则。以此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思考为契机,推进城市社区的多元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的自治能力和治理水平。     

我国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全民医保体系已初步形成,但仍面临医疗保障互助共济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立法层级较低,应急医疗保障法律制度欠缺,大病保障制度的法律归属不明晰,医疗保障法律制度衔接存在障碍等问题。因此,应在坚持医疗保障立法的社会连带理念、明确法律体系建设目标的基础上,加快提高立法层次,建立统一的应急医疗救助法律制度,明确重大疾病保险的法律属性,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高度传染性疾病尸体解剖查验工作机制的探讨

高度传染性疾病(Highly Infectious Diseases,HIDs)是指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危及生命,对医疗机构和社区造成严重危害,需要采取具体控制措施的的疾病.此类疾病的尸体解剖查验对疫情防控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HIDs尸体解剖查验工作管理和运作机制进行探讨,为相关政策、标准及规范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参...     

Comparing the access conditions for minimum income support in four EU member states for national,EU and non-EU citizens

This research analyses the conditions imposed on national, EU and non-EU citizens who wish to access minimum income (MI) benefits within four EU Member States, specifically within Finland, France, Ireland and Spain. The primary aim is to identify and compare the required MI access conditions. Furthermore, focus is given to the residence requisites, which a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relevant supranational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detect possible multilevel implica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MI conditions, such as stricter age requisites in France and Spain. Moreover, the study of national cases allows for consideration of how the EU social protection floor work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his regard, the restrictions that affect EU/EEA migrant jobseekers and economically inactive population groups who wish to access MI in Finland, France and Ireland show the limits of the EU minimum social assistance floor, only recognised for EU/EEA migrant workers. Finally, implications arise according to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European Social Charter, which demands that social assistance shall not be confined to nationals or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foreigners, allowing for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personal scopes of the equal treatment principle required by the distinct supranational le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