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介入隐私权的程度与范畴——兼述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解释方法

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但这一规定并没有为隐私权提供有力的刑法保护。通过分析隐私权在刑法中的应有地位和刑法对其保护的现状,可看到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不足。应通过对刑法第253条之一进行解释,以弥补这些不足。     

对《刑法》第277条有关问题的认识

新《刑法》第277条的规定及该条规定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郾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确定的罪名不当,应确定为四个罪名,即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罪,阻碍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罪、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罪和阻碍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罪;2郾该条第4款在刑法理论及逻辑上存在矛盾,应将阻碍安全工作任务罪与拒绝履行国家安全义务罪分列。另外,新《刑法》第242条的规定纯属多余,应予删去。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刑法协调中的立法抉择——新刑法第90条与立法法第66条之冲突的解决

新刑法第90条与立法法第66条都是关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刑法协调的规定,但在主体、立法方式、生效或者施行的法定程序、法律表现形式四个方面存在差异。比较而言,立法法第66条在法律语言、立法技术、法律规定上都优于新刑法第90条。因此,在立法法施行后,特别是今后,应适用立法法第66条,不能再适用新刑法第90条。     

对刑法第306条的思考

刑法第 30 6条的设立 ,明显是对律师职业的歧视 ,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问题。将第30 6条的罪名分解后 ,可以看出其与第 30 7条存在着法条竞合的关系。取消或废止刑法第 30 6条不仅能够使刑法更具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 ,而且影响深远。     

对《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之探析

现行《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要在入伍、就业时 ,如实向单位报告自己受过刑事处罚的事实。本文阐明了这一规定的含义 ,指出此条文对有关人员的权益保护不利 ,并且说明这一刑法规范本身因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是不完整的、同时对定罪量刑毫无意义。接下来分析了此条文留有受政治影响的痕迹 ,有悖于刑法规范的自主性 ;而且这一规范不符合刑法最后性的特质 ,背离了刑法的宽容精神和谦抑原则。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权——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刑法学界人士较多认为是规定了“无限防卫权”。本文通过对无限防卫权的概念及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之后,认为新刑法没有规定无限防卫权,而是与第一款有区别的特殊防卫权。     

论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关系——对《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解读

《刑法》第198条第4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因为对于该法条中所规定之主体的行为,不宜认定为构成《刑法》第229条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应认定其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就保险诈骗罪的这种共犯关系而言,其不仅具有事前通谋的典型共犯形态,而且存在着基于行为人单方面故意而形成的片面共犯形态。从《刑法》第198条第4款中"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表述亦可表明,行为人的行为包含着片面共犯中片面帮助犯的情形。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商榷——刑法第93条规定在农村基层适用的问题与建议

我国刑法第93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以及立法机关的相关解释,在农村基层的刑法适用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这可以通过司法实践的具体案例得到进一步验证。有鉴于此,立法应借鉴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界定,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范畴,删除刑法"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之研讨

从刑事立法的演化进程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是从贪污贿赂罪中逐渐剥离而分立出来的,实践中将其统称为商业贿赂罪的做法不够严谨科学。《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的受贿主体由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至“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为打击既非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也非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受贿赂行为及对之行贿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其罪名可确定为“非公务人员受贿罪”与“对非公务人员行贿罪”。司法适用中也应注意修正案的时间效力及法条援引方法。     

对《刑法》第285条规定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犯罪日趋严重,《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作了修改,但是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刑法》第287条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其他犯罪之间是存在区别的,且两者罪名规定的行为之间存在“牵连犯”情况.     

防卫意思与防卫过当罪过形式之探析

防卫意思是成立正当防卫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但其内容不应像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只能出于保护合法权益的动机,而应当是:只要认识到不法侵害的存在,就算防卫人基于其他动机(如报复、教训)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也应当认定其具备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仅包括间接故意、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也不能排除直接故意。     

当前农村青年思想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吉林省通榆县为例

农村青年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当代中国农村青年思想呈现出改变自身愿望强烈、学习欲望强烈、对未来迷茫和得过且过等思想特征,这与其受教育程度及所处的经济、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应加大对农村青年教育投资,兴办各种职业教育培训,对农村青年思想加以正确引导,促进农村青年思想健康发展.     

试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环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有三个重要环节：其中心环节是“以人为本”;其基础环节是学校、家庭、社会的合力作用;其特殊环节是未成年人成长阶段的特殊需要和心理特征。这三个环节是我们以往乃至目前工作中的薄弱之处。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同时抓住这三个环节,并在薄弱之处多下功夫,下真功夫。     

用积极心理学理论提升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

目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存在着流动性和职业压力较大等问题。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应该从关注人的优秀品质和美好心灵、积极的认知加工和情绪体验、积极的社会行为以及培养积极健康的人等方面着手,缓解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困扰,提升他们的职业幸福感。     

树立人本精神 推动公安工作科学发展

公安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有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让人民享受执法成果;其二,寓教育挽救于惩处中,同时注重保护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其三,最大限度地激活、调动广大公安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提升素质和能力。     

破解“信访不信法”难题的一剂良药——也谈《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人们的利益诉求空前高涨,维权意识日渐觉醒。在行政诉讼制度缺陷凸显,越来越难以满足实际需求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选择了信访这一维权方式,"信访不信法"成为人们解决纠纷时的常见状态。《行政诉讼法》可以以信访活动为视角,从立法理念、受案范围和审理程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修改,从而祛除人们过多依赖信访、"信访不信法"的症结。     

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看我国对人权的保障

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 ,对敌人实行专政 ,是民主制度和专政制度的结合 ,是民主和专政的有机统一。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翁 ,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 ,享有完全的人权。人民民主专政 ,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 ,是人民行使各种权利的根本保证 ,是保障人民群众人权的全新的国家机器。只有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的人权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     

多元文化与信仰迷失初探

文化的多元化导致部分人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对人的终极价值追求成了部分人的悬置问题，人的精神信仰在相对与绝对、个体性与社会性中迷失，因而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一元为主体指导多元文化的“一元指导多元”的中国信仰新格局至关重要。     

老子的和谐思想及其借鉴

老子和谐思想包含了爱民治国、安居乐业、公平正义、善待自然的重要内容,从中反映了老子坚守“道”的思想准则、施行无为而治之策、培育知足常乐的民众的社会治理理念。当今借鉴老子和谐思想,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形成和谐的政治关系乃至和谐的人际关系,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与世界和平。     

司法输送正义的可能性批判——以林达尔均衡理论为工具

司法作为政府部门面向公众提供消费的准公共物品,存在着供需关系.依据林达尔均衡理论,程序正义要求下的有限边际供给,判断依据偏差,外部性环境均影响均衡点E点的出现.为此,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建设和理性司法,扩大立法过程的民众参与度、司法过程的民主性,尊重当事人选择判断纠纷依据的自主权,并为人民提供多元的纠纷解决方案是实现司法“让人民满意”的理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