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的生物多样性法律问题论纲

生物多样性的法律问题具有交叉性、综合性、复杂性和现实性的特点.法律是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间接驱动力,而生物多样性对法律也产生反作用力.我国对于生物多样性法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领域,存在着研究视角过于单一、固守学科领域和缺乏整体观等问题.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法律问题,必须要注意到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系统认识的变迁;以国际环境法为出发点,结合多维视角对其加以研究.从整体上看,生物多样性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以及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生物技术的专利性及相关问题以及生物安全问题和生物剽窃问题.     

论物权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功能

《物权法》的准物权制度将生物资源纳入了物权制度框架,这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物权法所具有的权利配置功能和权利实现机制为厘清现有相关法律中的生物资源的权属与权利实现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上位法指引;但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涉及多个法律领域的"大"课题,物权法不能也不该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所有问题,还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并形成合理的、相互沟通与协调的制度安排。     

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法律规制

生物多样性的遗传资源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等层次性特征要求其法律规制体系应更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同时,新时期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兼具自然资源保护、国家安全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等综合性目标,要求必须以总领性、宏观性的思路发展和完善法律规制体系。系统性法律规制因具有推动政治决策法律化、符合生物多样性层次性规制要求、实现公众利益和保障法律规制效率性优势而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实选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法律规制包括了规制依据、规制主体、规制手段和规制对象等要素,可以此为逻辑起点,对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规制的现实问题予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性法律规制的可行建议。     

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问题研究

外来物种入侵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障我国的生态安全,实现物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已显得相当急迫,建立完善的控制体系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是十分紧迫而且必要的。我国现行防止外来物种入侵法律亦存在很多问题,与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控制外来物种的目标还相差甚远,需要采取相关对策对外来物种入侵进行防治。     

我国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初步进入法制化轨道。但随着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新形势的出现,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已不能有效适应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需求,逐渐暴露出立法缺位、框架缺陷、机制缺失等不足。针对以上问题,在弥补立法漏洞、修改相关立法、健全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体系的构想。     

菲律宾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知识的立法及对中国的启示

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知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今其保有却不断受到威胁。菲律宾不仅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规范生物勘探的法律,而且与此相适应,制定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传统知识的专门法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菲律宾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立法形成立体交叉模式,建立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完整的生物多样性及相关知识的法律保护体系。菲律宾经验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立法几近空白的中国具有深刻的启示。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基于“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的混合研究北大核心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助于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但伴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危机的显现,如何优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成为全球各主体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中,非政府组织及其合作伙伴日益成为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当前,既有研究立足非政府组织视角和全球治理视角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但相对缺乏整合性视角的阐释和对微观机制的探究。基于COP15“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论文构建出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得到两个主要发现。第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包括10个要素:科学知识的获取储备、积极主动的决策参与、妥当合理的信息处理、监督协调的有效实施、专业意见与技术的供应、政治结果的落实执行、媒体网络的构建发展、公众参与的引导激励、其他主体的配合协助和支持导向的外部规则;第二,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类型、项目活动类型、伙伴关系网络规模,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和参与效果之间起到调节作用。研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路径启示,有利于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展。     

大数据时代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与利用

个人金融信息具有多样性、敏感性、精准性、高价值等特征.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需求对现行法律理论、相关制度与机制以及金融机构的个人信息保护管理能力都带来了挑战.在大数据时代,金融法需要被重新定义,即金融法实际上是包括企业信息和个人信息在内的数据管理、共享与利用之法.在大数据时代,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需要转型升级.法律需要明确信息和数据的权属,对个人金融信息实行特别保护,完善事中和事后保护机制,完善保密规则的例外情况.我国应发展数字信誉评分业务,推动数据开放共享.     

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正当性研究——以社区为新权利主体

传统知识是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传统知识的基本特征使其难以获得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在权利客体上,基于传统知识的基本特征,对知识产权客体进行发展、扩充,承认传统知识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客体;在权利主体的界定上,根据传统知识其本身的主体群体性、社区传统根本性特点,结合社区发展权理论,明确以社区作为传统知识在知识产权上的权利主体。对传统知识进行知识产权上的保护具有正当性,是法律公平原则的体现,是尊重人格权的需要,是维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基础,是知识产权平衡激励机制的本质体现。     

论公海生物多样性的人类共同遗产属性

公海生物多样性的法律属性是解决公海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基础,在国际社会中,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从公海生物多样性的自身特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订立过程和立法宗旨、公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现有人类共同遗产的形成来看,公海生物多样性应当属于人类共同遗产。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当在有关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国际议程中坚持人类共同遗产的立场,积极开发和利用,同时也应当主动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应尽的责任。     

自主治理与选择性激励——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本文通过对现有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总分析,梳理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在借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和曼瑟尔·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的基础之上以探索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以弥补这些缺陷与不足。     

浅论如何通过环境立法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亟待加强,通过研究分析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的环境因素影响,认清环境立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积极意义,从而促进保护工作的科学发展。     

中药资源保护区法律制度浅析

自然保护区是雏护国家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地和生态建设的支点,它对人类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药资源保护区是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特殊类型,是中药资源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对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现行的中药资源保护区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导致中药资源保护区的建设极为落后。本文主要从我国中药资源保护区的现状入手,通过对我国自然保护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为我国中药资源保护区制度的完善提出相应的法律思路。     

印度遗传资源立法及其启示

为了阻止生物多样性的快速消失以及预防对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不当利用,规范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获取,确保公平分享因其利用而产生的惠益,印度于2002年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法》。目前,我国已经启动制定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的立法程序。由于我国与印度在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流失等方面具有类似的国情,因此,《生物多样性法》为我国制定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法律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法律分析

近年来,个人理财产品已经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竞争的焦点之一。尽管个人理财产品名目繁多、类型多种,但其特点均为:法律结构具有不确定性、交易标的具有虚拟性、合约内容具有概括性。其法律风险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相结合、复杂性与复合性相结合的特征。其主要法律问题包括市场准入问题、理财资金投向的合法合规问题、理财产品法律关系定位问题、风险提示问题、客户知情权保护问题、理财产品宣传和销售中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银行收费的合法合规问题、理财产品收益的税收问题等九大问题。     

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颁布实施的情况下,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更显重要,主要体现为个人信息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数据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从法律依据看,我国法律文本中解决个人信息利益与其他利益冲突的规定主要体现为“数据条款”和“公共利益条款”。从司法实践看,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导致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的紧张关系,公共利益代表机制的多元加剧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之间的冲突,且呈现出“重追责轻管理”“重刑轻民”、救济机制不畅等特点。实现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平衡,在解释论层面需要强化处理个人信息基本原则、保护责任机制和侵权法律责任,在立法论层面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相关核心概念、创新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建立专门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以及健全个人信息权益救济规则。     

人权视角下的中国金融反恐法律机制

近年,出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需要,形成了国际金融反恐法律机制。该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与公民金融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以及无罪推定原则、比例原则等产生了一定的张力。在加强金融反恐法律机制的同时,我国仍需要健全金融反恐法律体系,调整金融反恐执法机构职能,加强金融反恐措施侵害个人权利时的法律保障,完善金融反恐法律机制,实现反恐怖主义与人权保护的平衡。     

完善我国动植物检疫制度与预防外来生物物种入侵

我国是世界上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遭受威胁较大的国家之一。笔者在介绍我国物种入侵现状、国际社会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努力以及我国检疫历史、检疫制度的作用后,阐述了为保护我国生物的多样性,除了加入相关国际条约外,我国应当尽力完善动植物检疫制度以及如何完善我国的动植物检疫制度。     

遏制生物剽窃的法律初探

我国是世界上12个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与之相对应的研发水平及创新能力却较低,这使得我国长期成为发达国家生物剽窃的对象,遏制生物剽窃刻不容缓。第三次修订的《专利法》已明确规定遗传资源来源的披露制度,原国家环保总局也在进行保护遗传资源的前期立法。然而对于我国而言,切实有效的遏制生物剽窃的首要途径就是制定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专门法律。     

论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实践与我国的可行性选择

长期以来,传统知识一直处于既不享有专有权也未受到保密的"公有领域"之中,一般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无偿地自由使用。这深深打击了所有人维持和发展这些传统知识的积极性,最终将损害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发展。近年来保护传统知识及其持有人的权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介绍了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