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苏联史学界曾一再对1935年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进行指责,说这次会议的决议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违背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中共瓦窑堡会议既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精神,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     

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它“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阐述党在提出、贯彻、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各个历史环节中,民主党派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借以阐明民主党派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重要历史贡献。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促使下建立的,它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决定成败的重大意义。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它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依次递进的三个形成阶段。然而,它的制定又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两广事变与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

近年来,党史学界对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但大多忽视将两广事变与“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联系起来作历史考察。笔者认为,从两广事变发动之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十分关注,并将其作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契机,从支持事变发动到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中共完成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探讨两广事变与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形成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论共产国际与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

共产国际从1936年提出"三五草案"直至发出给中共中央的"八一五"指示电,最终确立了"联蒋抗日"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提出了"逼蒋抗日"方针,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国共两党开始展开谈判,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吴方针”的关系

近年来,史学界在研究李大钊与吴佩孚的交往时,注意到了共产国际、苏俄政府“联合吴佩孚”的方针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有人提出,李大钊是1921至1922年间“争取吴佩孚工作的主要执行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对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吴方针”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是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的重要课题,应该引起党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方针透析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提法不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互相矛盾、难以统一的。之所以在瓦窑堡会议上坚持"抗日反蒋"方针,主要原因是阶级对抗,对蒋介石的仇视心态难以化解;信息闭塞,对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了解;阶级斗争的思维仍起着主导的作用,难以立即适应发展了的实际。     

试论“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

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共中央确定了“逼蒋抗日”方针,这是我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及时的战略决策。它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风格。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口号是：抗日反蒋。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中共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审时度势,毅然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中华民族这才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略论“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制定

“逼蒋抗日”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前夕的重大策略方针。由于我党正确地制定和执行了这一策略方针,才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深入研究这一策略方针的制定及其经验,对统一祖国的大业,仍有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一党的“逼蒋抗日”策略方针是从“反蒋抗日”策略方针转变过来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由于当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的总的路线和策略是错误的,不可能提出“逼蒋抗日”的正确方针。     

一个口号改变的曲折过程-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口号是“抗日反蒋”。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中共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调整方针,毅然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可能。     

西安事变后,“联蒋抗日”的由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便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告知蒋介石等被扣留，电称“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周接电后，当即便复电张学良，“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蒋介石自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死于蒋介石之手；并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红军抗损大半。直至西安事变前，在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计划向前推进一大步的危急关头，他仍强令张学良、杨虎城车部“剿共”，并将摘系部队约对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方针透析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提法不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互相矛盾、难以统一的.之所以在瓦窑堡会议上坚持"抗日反蒋"方针,主要原因是阶级对抗,对蒋介石的仇视心态难以化解;信息闭塞,对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了解;阶级斗争的思维仍起着主导的作用,难以立即适应发展了的实际.     

周恩来“劝蒋”“逼蒋”抗日的八封信

正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是中共领袖人物中与蒋介石打交道最多的人,并因此为人们所熟知。除多次与蒋介石见面外,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书信往来也颇为频繁。从1936年9月至1941年1月,为建立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曾八次致信蒋介石。笔者通过阅读有关这八封信以及蒋介石以不同方式回复的史料,深感这是周恩来运用书信方式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劝蒋""逼蒋"团结抗日的"笔战",从中也能感受到蒋介石被劝被逼而"应战"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抗日青年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为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全国抗日青年的统一组织,进行了协商、谈判。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统一了党内对青年运动的指导思想,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方针。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共产党会钻进三青团搞团中团,因此,绝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三青团。尽管共产党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错误立场,致使全国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高端学术论坛会议综述

<正>时值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深刻影响,科学把握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总结相关历史经验与教训,由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党政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高端学术论坛于2019年3月30日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理工大学、贺州学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的外力作用。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新动向以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先后多次派人以各种不同身份来到中国,了解革命的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特别是在中俄边界恢复交通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帮助由间接转为直接,从零碎、表象变为完整、具体。     

延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援助

延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工作十分关注,不仅经常讨论中国问题,而且还经常给予党的各项工作以理论指导、经费与物质援助,这对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正确处理国内外棘手问题、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再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至二大前,事实上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双方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实质和形式趋于统一的过渡形态。这种特殊结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中共的独立自主意识、科学批判精神以及复杂的革命环境和中共对世界革命认识程度的限制等各方面因素,使中共为解决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矛盾分歧而对加入共产国际问题采取了折中方案作为过渡办法。这种实事求是的历史智慧使中共真正融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被新的矛盾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