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谣辟谣”：政府回应中的特殊现象及其解读

“以谣辟谣”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回应行为,多发生于公共政策事件、官员违法违纪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以发生领域为标准,可以将“以谣辟谣”现象划分为政策型、庇护型、突发型三类。“以谣辟谣”具有网络时代特性,目标指向明确且具有前后事实对比,其产生逻辑是在特定制度环境和行政文化背景下,为摆脱回应方面的行动困境所做出的行为选择。为避免此种行为发生,需要完善政府回应的制度约束,建立常态化的回应机制,拓宽政务公开渠道,强化民间信息平台的管理,实现权威信息的全民共享。     

多元政绩竞赛：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新解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注意力分配的视角，从“创造政绩的约束条件”以及“创造政绩的理性选择”两个维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地方官员间的晋升竞赛的本质是地方官员在有限注意力前提下针对不同行政任务的注意力分配基础上的多元政绩竞争。对中国地方官员多任务竞逐的经验加以考察并进行类型学建构，可以发现地方官员面临着运动性任务、竞逐性任务、日常性任务以及约束性任务的多目标考核。在此基础上，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竞争呈现出“直通赛”“锦标赛”“资格赛”“淘汰赛”并存的多元政绩竞赛格局。对“多元政绩竞赛”分析框架的“小切口”建构，有助于为进一步认识“地方官员行为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大问题”提供新的进路及可能。     

论公共政策分析对提升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方法论意义--兼论西部地区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路径

本文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看作是“以公共政策为纽带的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与执政环境之间的互构、互动过程”,试图把“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五个方面转化为五个公共政策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建设必须通过“地方治理”意义上的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具体施政来实现。本文还论述了公共政策分析的“中国化”和中国公共政策实践的不足问题。     

日本“三大历史谈话”由来

1993年的“河野谈话”与1982年表态纠正日本历史教科书谬误的“宫泽谈话”、1995年反思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村山谈话”一起，并称为战后日本“三大历史谈话”。它们都是日本政治家在关键时期就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做出的正式表态，     

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

随着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全球性的避责时代已经来临,避责逐渐取代邀功成为政府官员行为的主要特征。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公共舆论、问责力度与政府官员避责行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对官员的避责策略可以用列举式、类型学和决策树三种方式进行归纳总结。中国基层政府官员常用的避责策略则包括忙而不动、纳入常规、隐匿信息、模糊因果关系、转移视线、找替罪羊等。面临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官员避责行为造成改革压力指数化增长,产生公共政策失败、公众信任危机、政府内部激励不足等问题。针对官员避责所导致的不作为现象,亟待完善政府官员行为规范机制的顶层设计,对其作出系统化安排,尽快实现从模糊管理向精细管理、从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从忠诚训练向能力训练的转变。     

公共利益、公共交易和公共政策——由“定海古城被毁事件”谈开去

从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出发,讨论“定海古城被毁”事件,认为公共政策并不必然地反映公共利益。“定海古城被毁”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一起代表部分政府官员利益的政府部门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方式以政府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正当名义严重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由此,提出保证公共政策有效地维护、增进公共利益的公共交易机制。     

地方政府自利性视域下的公共政策冲突

利益是影响和制约社会个体和组织的根本性因素,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不例外.地方政府在不断追逐公共性的同时,也带暗含着相当自利性.公共政策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公共性活动,客观上也必然受到其自利性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官员的自利件是引发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冲突的重要原因.     

网络民粹主义：反话语表征与消解策略

网络民粹主义是社会底层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赋权与话语赋权,以话语策略生产参与公共政策的博弈,如参与公共事件舆论、社会运动等,集体聚合来影响行政权力。网络民粹主义在本质上仍然为民粹主义,其具有民粹主义反抗精英、推崇人民、批判性、暴戾性、非理性的基本特征。结合网络民粹主义反话语表征,可以发现其内在机理与背后折射出当前社会的发展弊端。以此提出改善民生、阶层糅合,话语融合、平衡阶层,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建设,网络社会组织的赋权,提升公众参与网络舆论表达的实践能力来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滥觞进行消解,从而使公共政策能够真正回归至公共利益的诉求。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体制转换:从“工会工作”到“劳工政策”——兼谈WTO时代工会的组织改革

劳工政策是一种与工资劳动者相关的涉及领域广泛的公共政策。“工会工作”到“劳工政策”的体制转换,有其背景依据和可行性意义。政策方式是现代执政党实现领导的首要途径,党以及政府在“劳工政策”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劳工政策体制及运作的角度看,工会组织的功能、构成、体系及行为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改革。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失效探究

从总体上说,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是在国家规定的政治体制内运行,具有一般地区公共政策执行的特点.但民族自治地方特有的民族环境,使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也带有民族自治地方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失效,即机械执行、变相执行、曲解执行、选择执行、粗暴执行、搞“土政策”、观望执行、敷衍执行和攀比执行等一系列显现及相关原因,值得引起重视并寻找矫正政策失效的途径.     

体制转换：从“工会工作”到“劳工政策”

劳工政策是一种与工资劳动者相关的涉及领域广泛的公共政策。“工会工作”到“劳工政策”的体制转换，有其背景依据和可行性意义。政策方式是现代执政党实现领导的首要途径，党以及政府在“劳工政策”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劳工政策体制及运作的角度看，工会组织的功能、构成、体系及行为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改革。     

视察工作谨慎表态

领导干部下基层视察工作，要不要当场表态呢？我以为值得商磪。 领导干部下基层视察，许多情况下是被基层干部“牵着鼻子走”，看到的“盆景”，听到的是“喜报”，吹到的是“和风”，加上走马观花，短时间内难以洞察事情的本质和全貌。如果在不甚了了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口无遮拦，随意表态，往往会给那些喜欢脸上贴金、摆功讨好，热衷于视领导评价为政绩的基层干部以可乘之机。同时，这也损害了上级组织包括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威信。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政府问责制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有力杠杆,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官本位”观念带来空前的冲击,有益于构建新的政治道德。当前干部行政问责主要存在下问上责机制缺失、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不够、情绪化问责突出、官员复出随意等问题。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必须强化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民众监督、明确责任划分,做到“有责受处分,无责受保护”。     

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原因与对策——从公共选择视角

地方政府官员诚信缺失的真正根源在于公共选择的基本规则:官员选择标准中对诚信重视不够,政治市场对官员自利行为监督约束不力,领导体制中对官员失信责任划分不清,管理体制对基层官员责任设定的不当,以及对权力寻租治理不力,都是导致官员非诚信行为的原因。重建地方官员诚信必须从改革公共选择制度入手。     

“末位表态制”的异化及其矫治策略

"末位表态制"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实践形式,其制度设计初衷在于使班子成员享有充分发言的机会和参与决策的空间,体现民主集中,实现科学决策,促进团结和谐。但因为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会前定调、暗度陈仓、集体失语、观点相持、串通一气等种种异化表现,使单位决策效能降低、政治生态破坏、干部成长受妨、事业发展受损。矫治"末位表态制"异化现象,需要培养民主素养,营造民主氛围;优化政治生态,强化担当作为;完善运行程序,扎紧制度笼子;实施精准问责,保障制度落实。     

执行、行政执行、公共政策执行概念辨析

执行、行政执行、公共政策执行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相关概念。其相同点都在于“执行”,即“做”或“行动”,但执行、行政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又是互不相同的概念,其区别不仅表现在其执行的内容不同,而且还表现在其执行的主体、客体和执行的方式不同。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客体和公共政策“执行”三者的统一。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有效执行:问题与对策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既具有非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共性,也有与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必须在重塑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公共"精神,加强公共政策执行行政伦理建设,实施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正面的利益激励,保持对公共政策执行活动的监督与控制,加强公共政策执行力文化建设,提升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采取相关的措施与对策.     

“网络问政”话语领域的良性建构

“网络问政”是一种新型的公民个人与政务管理之间以话语形式建立联系的方式。它为网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最为广阔、自由的话语公共领域，也成为了政府查民情、聚民智的新潮方式。但网络问政话语出现了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等现象，因此我们不得不正视网络问政话语空间的良性建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培育“网络问政”话语领跑角色、主流传媒对“网络问政”话语的良性支援、培养公民“网络问政”的责任意识和健康心理等方面加以思考，借以寻求具体可行的方法和途径。     

有限理性利益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

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是其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以有限理性利益人作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这既符合人的一般本性,也符合公共政策实践活动的人的特殊本性,更重要的是它为科学地揭示公共政策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依据。公共政策行为实质是一种选择行为,有限理性利益人的行为选择具有价值偏好多元性、智能活动有限性和追求满意性的特征。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逻辑起点、内在结构和研究路径,从而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