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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荻 《共产党员(沈阳)》2009,(7):46-46
较早为三个卖国贼说“公道话”的是历史学家萨孟苏,他在回忆录里说:“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两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否则抗战之时,何以汪精卫愿为傀儡,而此前所斥为卖国贼之人竟然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军阀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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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特指投降日本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抗战期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同国内的叛国、卖国的汉奸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制定了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惩处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的研究,对于弘扬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势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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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 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同的"二十一条"草约,其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12月12日,"中华民国"改称"中华帝国",袁世凯做起洪宪皇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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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1920年4月22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第二次讲演会上的讲演中,就做出结论:“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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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卖国巨奸的人生轨迹李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周佛海也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中共"一大"代表、蒋介石的马前卒、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最终戴着卖国巨奸的沉重镣铐,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周佛海权利欲薰心的极端个人主义膨胀为无止境的政治野心,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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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沙磁文化区,是20世纪前期,在重庆沙坪坝和磁器口地区迅速崛起的中国西部的文化中心。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30年间,沙磁地区爱国学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不畏强暴、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谱写出一曲惊天动地的青春壮歌,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四运动时期初显力量五四运动时期,沙磁学子就以"警觉国民、排斥强权、改造社会"为宗旨,成立了川东学生救国团。他们积极组织演讲、群众集会,拍通电、发传单,强烈要求惩办卖国贼,取缔卖国和约,捍卫国家主权,成为这一伟大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情参与者。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星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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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我国东北,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下,东北的大好河山迅速沦于敌手。在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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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最终作为罪恶昭著的汉奸卖国贼载入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他们以中国近现代史上罕有其匹的反面教员身份所提供的历史教训也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三点。其一,必须划清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同危害国家主权、亵滨民族尊严的卖国主义的原则界限。历史已经证明,一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反抗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奴役和压迫,不断追求、探索拼搏,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进步振兴的历史。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主流。以林则徐、左宗棠等为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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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纵横》1993,(5)
1919年,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其势迅猛,有如百年洪峰决堤,一往无前,锐不可挡.毗邻京城的天津顿时海河怒吼,学校师生纷纷走出校门,投入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当时,北洋大学共组织了44个讲演团,先后到杨柳青、北仓、南仓、塘沽等地工厂、农村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罪行和卖国贼的卖国行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讲演第二团,山4名青年学生组成,他们到塘沽及郊区进行演讲,特别受群众的欢迎.《益世报》载:他们克服天气恶劣等困难,一天之内演讲六、七次,每次听者达数百人.群众主动端茶、搬凳子,热情招待.很多人说:“先生们所讲的话真对,如果能一个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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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李大钊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就与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有所交往,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不过当时限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满怀爱国激情,一面留学,一面联络其他留日学生组织神州学会,在日本积极开展反袁救国活动,坚决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投降的“廿一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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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进犯关内,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坚持卖国投降、反共反人民的“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公然发出“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命令,要各军队“专心一致剿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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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不仅不作丝毫抵御和反抗,反而变本加厉地对我中央苏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围剿”和封锁,热衷于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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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纵横》1991,(6)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将军所领导的东北军是奉蒋介石三令五申的“不抵抗”命令,被迫放弃东北,撤往关内的。对此,张学良是很不情愿、也是非常痛苦的。当年他在北平接见学生代表时痛心地说过,“我现在听命中央,身不由己,忍辱负重,无法见谅于国人,只求不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但在那时,人们对他并不了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国人皆蒙在鼓里,所以在痛惜国土沦丧之余,把一腔怨愤全倾泄在他身上了:出于爱国热情,批评他放弃守土抗战之责,愧对国人者有之:明明知道他是奉命行事,因有旧怨(如汪精卫等),借题发挥,故意把水搅混,指责他为“不抵抗将军”者有之;乘机造谣(如日本特务机关和亲日派),散布种种流言蜚语,以转移视线从中渔利者有之;由于不明真相,对他多有责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