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缘起、现状及转向

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山东北高家庄、珠海井岸镇、广东云浮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研究发现,社区治理组织体制表现为"交叉型"、"互挂型"、"党组织整合型"三种类型;社区治理机制呈现出"村企管理一体化"、"协作式治理"、"支助型治理"三种不同的模式。"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企业与社区具有共生共融关系,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政府在外部起推动与衔接作用。不过,在实践运行中",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社区合作治理动力不足,社区治理功能有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在"经社分开、政经分离、产权改革"基础上构建开放性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社企分开"基础上培育公共合作意识,政府引导下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治理机制,是转型期优化"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升企业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及作用的关键所在。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思考——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海曙区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成效较突出的主要有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无物业小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社区、小组、墙门(楼道)"三级联动"模式,以"三社联动"为中心的群策群力模式等治理模式。从海曙区的情况看,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存在政府、社区、居民职责不清,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指导,多方力量应有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为此,要构建政府、社区、居民有机协调、良性互动机制,要不断强化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责任,要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要推广"枫桥经验"深化城市社区治理。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以苏州正荣书院项目为例

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迁移速度日益加快和人口规模的日趋庞大,生活节奏和方式的不断变迁,给社区的传统功能和管理方式带来挑战。现实呼吁社区治理必须由原来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向多参与主体模式转变,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跨部门合作带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创新和活力。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分工与合作研究

本文主要是探讨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在合作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分工与合作问题。首先提出中办关于社区的两个文件是合作治理的思路。接着探讨社区治理主体的分工与合作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政府对社区建设要履行"掌舵"的职能,社区自治组织要履行"划桨"的职能,要逐步完善社区与政府的合作机制。     

社区治理视角下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运行困境及优化

整合社区资源,培育和发展社区枢纽组织,构建社区多元资源配置网络,成为当前政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内容。近几年,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成为政府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整合与配置社区资源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我国社区基金会建设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无论其内部组织建设,还是外部环境协调都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通过对上海H区的社区基金会进行调研发现,政府"越位"、"缺位"与社会要素支持不足是制约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发展的主要困境。加强政策引导与行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社区支持体系、提高组织自治能力是当前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进一步优化的建设重点。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向:社会化与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封闭化的单位管理体制逐渐被开放的社区制所取代。社区制在实践中形成了行政化治理模式和"大众化"治理模式,抑制了社区活力,造成了民主参与和治理绩效的双重失效。为此,C市K区通过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内生社区社工和外引机构社工,推动了社区治理由行政化转向社会化,"大众化"转向专业化。如果说行政化治理模式是垂直向下、公共财政直接供给的单一服务体系,"大众化"治理模式是居民分化、非均衡的自利性参与式治理,那么,社会化治理模式则是横向共治、政府购买服务与资源跨界整合的多元服务体系,专业化治理模式则是组织化、均衡与常态化的公共性治理。由此观之,社区治理社会化与专业化是社区善治之道。     

国内外社会治理研究的比较分析——以WOS和CSSCI文献为样本

文献计量研究发现,近十年来,国内外社会治理研究逐渐兴起且跨学科特征凸显;国内研究主要涉及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实践主体、模式建构以及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国外研究则聚焦于企业和环境治理等方面;在治理理念方面,国内外研究均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性与主体合作性;在治理主体方面,政府在国内外社会治理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与国外鲜见政党参与社会治理景象不同的是,政党是国内社会治理的独特主体要素,发挥着不容替代的政治优势;在价值取向方面,国外研究基本建立在个人主义和社会中心之上,追求和维护个人权利是其中心命题;国内研究则侧重于"民生本位"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已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和实践的精神内涵。     

公共组织及其变革：一个制度经济学视角与解析

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公共组织与企业、家庭等私人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与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对象(公民、社会公众、社区成员)之间不是市场交换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与"社会"是公共组织的两种基本形式,前者可以定义为通过国家权威强制供给公共品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组织;后者是非政府性或民间性质的公共组织,自有其一系列特殊规定性。当代世界各国公共组织变革与整合的基本取向和趋势,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市场化、民营化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基于法治战略视角看"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性底蕴 ——兼论社区警务的战略意义

揆诸古今中外之治理模式,可以说任何法治战略的设计都离不开德性支撑。广义的法治战略包括国家治理战略和社会治理战略两个方面。以今日标准观之,国家治理战略包括法治、德治、自治,且以法治为主;社会治理战略包括自治、法治、德治,且以自治为主。两种战略均以德性为支撑。狭义的法治战略则是对法治发展模式及道德与法律之关系模式的一种设计和规划。法治战略的实施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律解释和法律教育等在内,同样显示了德性支撑的特色。社区警务战略的设计应当服从于社会治理战略的设计,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都应当以德性为支撑,都应当彰显一种人道和德性的力量。"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德性底蕴,在"枫桥经验"中孕育出来的社区警务新模式,就体现了明显的德性特质,并为整个社会治理战略的型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人道化、德性化起了重要的导向和支撑作用。     

社区治理的"互联网+"模式构建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场域,社区治理"互联网+"模式的构建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本文界定了社区治理和社区治理"互联网+"模式内涵,剖析构建社区治理"互联网+"模式理论和现实可行性,梳理构建思路,继而构建了社区治理"互联网+"模式,提出完善社区治理"互联网+"模式的运用对策.     

义乌多元互嵌式融合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关乎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便在于城乡社区。面对全球化发展的今日,随着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快速流动,整个社会治理面临的风险也更为复杂多变,构建适应社会流动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也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本文以义乌市三个社区为样本,以社区治理模式为研究重点,从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主体三个角度分析、总结义乌市多元互嵌式融合社区的治理经验。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以信息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抚顺市高山社区为例

治理主体单一、资源整合不足以及居民参与意识不强成为影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高的阻梗。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以抚顺市高山社区信息化模式实践为例,分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现社区的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形成"国家-市场-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新形势下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强调多方联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其中包括政府、基层自治组织、NGO、社区居民个人等主体.参与式治理模式已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然而由于传统官本位思想,社区治理模式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居委会落实工作的一维模式,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成效微乎其微.本研究通过分析目前居民参与治理的现状及原因,试图探讨借助社会工作方法,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促进社区治理多元化发展.     

无缝隙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发展方向——以上海曲阳“全岗通”模式为例

随着科技与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社会原子化程度加深,社区居民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高级化的趋势。面对社区治理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以无缝隙政府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与方法——"无缝隙治理"应运而生。本文尝试结合曲阳社区"全岗通"工作模式的运行背景与实践经验,运用无缝隙治理的内涵,以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合力,"技术+服务","单兵+团队","双向督导考评+绩效惩罚"等维度为视角,分别建构并探究治理主体参与、多元主体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达人培养、绩效考评监督的无缝隙治理对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