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正确应用DNA证据的逻辑框架 兼与宋方明法医等商榷

由于DNA证据的证据形式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从DNA证据与被告匹配到被告是证据来源的推导主体必须是法庭科学家,而从被告是证据来源到被告是犯罪实施者的推导主体则必须是法庭审判者。并且正确应用DNA证据的逻辑框架应当是:"先匹配、再来源、后有罪"。只有明晰法庭科学家与法庭审判者间的权责界限,才能正确应用DNA证据,才能准确认定事实,进而实现公正审判。     

法庭语音证据评价的范式转变及其进路

法庭科学领域正经历着一场证据评价的范式转变。长期以来，法庭科学不断面临着“科学性”的质疑、挑战和信任危机。为了更好地满足法庭对证据技术的“科学性”要求，提高其准确性、可靠性、客观性和透明性，国际上提出了效仿DNA分型检验，“以实证为基础、基于数据方法进行概率评估，并通过错误率估算表明其局限性”的证据评价新范式。法庭语音证据技术作为法庭科学的分支之一，也同样面临范式转变这一历史选择。首先，从语音证据技术的历史发展出发，分析传统语音证据评价范式的主要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其次，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论证语音证据评价范式转变的发生逻辑。再次，从逻辑框架、技术方法和验证方法三个方面阐述法庭语音证据评价新范式的核心要素和技术流程。最后，结合法庭语音证据评价新范式的国内外发展现状，提出我国语音证据评价新范式的发展路径。     

DNA鉴定技术及其在诉讼法视野下的审查判断

DNA鉴定技术有着强大的同一认定功能,文中具体讨论了DNA鉴定的技术原理与精准度。DNA鉴定结论与其他诉讼证据相结合,成为了法庭科学的强有力武器。但从法庭科学实践来看,DNA鉴定结论和其他鉴定结论一样,也是证据的一种,将DNA鉴定结论应用到司法领域时还需经审查判断,建立严格的采信标准,使之与司法规则相契合,并需要相关法律来规范DNA鉴定数据的使用。     

论DNA的法律证据效应

近十多年来，基因科技得到了迅速发展，其被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DNA证据被引入法庭就是其中一种。由于DNA证据与证人陈述指认证据具有的主观性不同，它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铁证。然而，DNA证据的获得是一个由人操作、完成的过程，我们不能捧除其中可能出现的故意或非故意的错误。因此，法庭在评价DNA证据的证据价值时不可掉以轻心。     

国外法庭科学DNA实验室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现状

法庭科学DNA检测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同时也面临巨大风险,实验室质量保证能力和质量控制手段的不足已开始影响到法庭科学DNA检测的证据地位。本文对国外法庭科学DNA实验室的有关情况进行初步分析,从中发掘有益的启示,为我国法庭科学DNA检测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辅助说明材料”的证据法定位及法庭运用规则

示意图、实物模型、计算机模拟品等“辅助说明材料”常见于近年的法庭审判之中,这些特殊的诉讼材料对案件事实不具证明力,仅有解释、说明功能。我国学者受美国证据理论影响将此类材料通称为“示意证据”:或是将其与“示意证据”直接等同;或是将其视为“示意证据”的特定种类。但辅助说明功能不等于示意功能,不能将辅助说明材料等于示意材料;此类材料也非证据,冠以“示意证据”之名不符合现行法。应当在我国的证据法体系中赋予辅助说明材料以独立地位,并根据我国法律的特点构建相应的法庭运用规则。     

强化司法鉴定“守门人”制度

题记：“法院之判决几乎以各鉴定机构之鉴定结果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故鉴定制度设计是否周全，直接影响司法机关之审判品质，并可深刻强化对人民诉讼权利之保障。”因此，在科学证据受到推崇的新形势下，如何防止“伪科学”证据或“冒牌专家”的司法鉴定意见进入法庭，即如何设定“守门人”的职责。已成为我国司法鉴定法律制度重建的核心问题。     

交叉学科范式下“法庭科学”的建设方法与路径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庭科学”发展到现代已经成为涉及法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一门交叉学科。虽然国内没有正式以“法庭科学”为名称的学科,而只有与之相近的“司法鉴定学”,但是在国家鼓励建设交叉学科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大背景下,在交叉学科下设立“法庭科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条件初步具备。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活动中,法庭往往需要依程序完成专门性问题的确定,鉴定材料的认定,鉴定人的选任以及对科学证据（鉴定意见）的评价、解释、采信或重新鉴定等活动。其活动本身兼具应用法律与科学证据审查相结合的属性,因而需要裁判者、控辩双方或律师诉讼代理人具有相应的能力。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法学、公安技术学专业中,法学与证据科学的专业人才培养是分立的,公安技术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具有显著的服务于刑事侦查的特征,其学科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与审判中心存在显著差距,且在公安技术专业逐步成为公安行业警察院校专办以后,有别于公安技术学科的法学下的法庭科学建设及人才培养形成真空。因此,通过梳理交叉学科视野下的“法庭科学”概念,相近学科的区别以及法治建设的需要,构筑具有我国特色的“法庭科学”学科,对我国的...     

DNA证据的价值

近十多年来,基因科技得到了迅速发展,其被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DNA证据被引入法庭就是其中一例.由于DNA证据与证人陈述等言词证据不同,它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铁证.然而,DNA证据的获得是一个由人操作、完成的过程,因此,DNA证据的价值也受多方面的影响.     

基于似然率方法的语音证据评价

法庭话者识别技术引入我国已有二十多年，目前该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类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纵观世界各国的法庭证据评价体系，除了DNA证据以外，其他证据检验鉴定结论的表述通常有三种：同一认定、否定排除和倾向性意见。简单肯定和否定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弊端．即过高估计了证据的力度，因而有时可能会造成错案。鉴于此,国外一些学者提出在鉴定结论的表述和价值评判上引入基于贝叶斯理论的“似然率”方法。本文结合目前的法庭话者鉴别方法。重点介绍基于贝叶斯理论下的“似然率”理论体系．并阐明该方法的优越性、局限性以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有专门知识的人＂的称谓,暂且将其界定为＂专家辅助人＂,但由于规定得过于简略,对许多问题不够明确,在适用中可能带来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借鉴意大利的＂技术顾问＂制度和俄罗斯的＂专家＂制度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予以完善。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应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和职责,确立其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且应当明确专家辅助人意见为法定证据,赋予被追诉人和检察机关在审前阶段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权利。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正确理解适用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思想源于古希腊自然法思想之正义观。作为一项法律规范,它最早出现于古罗马时期。在法律文化的变迁过程中,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刑法谦抑主义、正当程序等刑事法律思想为该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滋养与理论支撑。但是,由于缺乏对该原则内涵的准确把握,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至今仍存在多种滥用该原则的现象,这不仅损害了司法公正,也削弱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所以,对该原则的使用范围、使用条件和使用阶段需要从司法实践出发认真思考。     

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研究

证据知悉权是被追诉人及其家属知情权的核心内容。我国刑事诉讼中阅卷制度的权利主体是辩护律师,学界对辩护律师阅卷权问题给予了较多研究,而对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问题则关注不够。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无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证据知悉权的实现问题。二是有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问题,即辩护律师能否将阅卷取得的证据材料披露给被追诉人。三是被追诉人家属的证据知悉权问题,即律师能否将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向被追诉人家属披露。这三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争议性,实有从法理上予以探讨的必要。应当在证据知悉权与相关权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制定解决问题的若干规则。     

浅议近亲属的 “免证特权”

新刑诉法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但对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做出例外规定，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近亲属的“免证特权”，但该规定的不完善以及传闻证据规则的缺位，纵容了司法机关采纳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言，不仅与“免证特权”的初衷相违，更是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只有真正完善近亲属的“免证特权”，并确立传闻证据法则，才能从体系上实现发现案件真实、保护特定关系以及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平衡。     

不负责任的法庭陈述权——英美法被告人未经宣誓陈述权制度介评

被告人未经宣誓陈述制度是英关法的一种特有制度。在英关法中,未经宣誓陈述不是证据但却有证据效力。英关法废止被告人未经宣誓陈述制度的做法,反映了被告人在法庭上有真实陈述的义务。大陆法及我国在理论上认为被告人陈述案件事实是一种权利行为,无如实陈述的真实义务,这违背了证据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要求。     

不在场证据的证明——以台湾地区南回铁路翻车案为说明

在刑事案件审理时,不在场证明是律师反败为胜的最佳工具。但如何证明不在场,却不是那么容易。本文即欲探讨,关于不在场证明到底如何论证,并以台湾地区“南回铁路翻车案”为核心,来说明不在场证据的证明。     

完善死刑案件被告人辩护制度之构想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规定方匾存在许多缺陷,对关乎生命的死刑案件,这些缺陷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控辩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包括取证权不平等、会见权不平等)、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得不到充分保障、面临死刑者无法获得充分的律师帮助等.提出构建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模式、完善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充分的律师帮助权的改革思路.     

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

我国法律应当对现有法律进行完善与改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采取以下立场: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应当合法取证,对非法口供应当排除;不能轻信口供,确立口供补强规则;充分使用口供,重视口供扫诉讼功能;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确立沉默权制度。首次全面论述了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纠正了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看法上的偏见和片面看法。     

事实认定的概率分析

根据概率分析所涉及证据数量的不同,事实认定概率分析可分为单一证据维度和证据组合维度。在单一证据维度中,司法鉴定领域会不断涌现像DNA证据那样兼具实证统计数据和高度科学确认度的统计概率证据。在证据组合维度中,事实认定不可能通过数学推理实现,其原因主要有：事实认定过程复杂,数学推理难以模拟;数学推理并非司法证明思维的＂母语＂,而是一门需要翻译的＂外语＂;数学推理会通过＂量＂上的运算模糊、混淆乃至掩盖了＂质＂上的差别。     

Forensic human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review of the law, admissible techniques, and 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their application in forensic cases

Forensic human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are successful if they lead to positive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However, the strongest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is of no use in the prosecution - or vindication - of an accused if the associated evidence and testimony is ruled inadmissible in a court of law. This review examines the U.S. and Canadian legal rulings regarding the admissibility of expert evidence and testimony, and subsequently explores four established methods of human identification (i.e., DNA profiling, forensic anthropology, forensic radiography, forensic odontology) and one complementary technique useful in determining identity, and 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their application in forensic 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