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新若干基础性法观念的构想

“人民内部矛盾”、“政法”、“政法干警”、“群众”等基础性法律话语已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不了法治时代的要求或脱离了社会的实际,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逐步更新。“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在当代中国已失去逻辑合理性,最好代之以“常见社会纠纷”。“政治”和“法律”这两个指代不同社会现象或对象的词组合在一起成为“政法”一词,是人为的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它过去不是一个合格的概念,现在也没有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的现实基础。为了避免因为使用“政法”、“政法工作”等话语而可能会产生的负面的社会后果和不良影响,宜用“法务”、“法务工作”的提法取代“政法”、“政法工作”。“政法机关”、“政法干警”宜改称“法务机关”、“法务人员”。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群众意见”等话语与法治原则和法的精神相冲突。建议用“一部分民众”、“一部分公民”、“一部分人”的提法来代替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一词。基础性法律话语的更新是法治或法制进步的记录,它反过来也会有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法治成果和促进法治的进步。     

“严打”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注意把握“严打”与依法办案的关系。 比较前几次的“严打”斗争,此次“严打”较以往最大的不同即是强调“一切依法进行”。中央部署“严打斗争”的开始,就明确指出“要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在法定期限内从快进行打击”。但在“严打”过程中,有些执法人员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存在强调“严     

古代“公务员”如何“增俸”

在中国古代,同样有是否给“公务员”涨工资“增俸”或是降工资“减秩”的问题。总的来说,各个朝代的做法并不一样,但“增俸”基本上都是向基层、普通“公务员”倾斜。 曹魏景初年间“将吏”俸禄“方之于昔五分居一” 工资,在古代叫俸禄。由于古代“公务员”的俸禄大多偏低,故称之为“薄俸”,因为俸禄太薄而辞职的,在古代并不鲜见。先秦时期的《墨子·贵义》中,就记载了一个因嫌钱少而“辞官”的例子。     

“法律”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在中西近代日常话语实践的交流中比较考察

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要件分析

“利害关系”可以被分解为“权益”和“因果关系”两个要素。“权益”要素的判断存在“法律上权益说”和“事实上的权益说” ,但二者在实践中呈融合之势 ;“因果关系”要素操作性不强 ,难以把握 ,在全球呈枯萎之势 ;在“法律上权益说”的构架下 ,“因果关系”有被“权益”吸收的可能。我国宜采用“权益”要素为主、“因果关系”要素为辅的模式解决原告资格问题。     

无人倾听的讲述

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谈到“original (独创性)”一词在18世纪的转义。从中世纪开始,“original”意指“从最初就已存在的”,至18 世纪,才转变为“无来源的、独立的、第一手的”。这种含义的转变是天翻地覆的,“从最初就已存在的”,强调“有来源”,与“无来源”之意截然相反。“novel(小说)”一词在18 世纪后期才广为使用,“novel”含有“新颖”之义,这也折射出人们对“求新”的独创性标准的认可。正因为18世纪之前的独创性标准重视“言出有据”,乔叟、弥尔顿、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或取材于历史,或取材于《圣经》。波斯纳在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循规蹈矩”:官吏对法治的责任

“循规蹈矩”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一直视为“保守”、“僵化”的代名词。这种贬义不应带入我们正致力建设的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规”、“矩”就是法律,我们唯恐人们不“循”不“蹈”。对于现存的法律秩序,我们决不能提倡官吏在修法程序之外“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冲破束缚”。在法治社会,“规矩”即法律有着特别的涵义,官吏“循规蹈矩”因而有着特别重要的     

对章学诚史学思想中“道”“器”关系的再认识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阐明了“道”与“器”的关系。他指出“道”不离“器”,“道”因“器”显;并提出如果要明道,必须“即器”以明“道”,才可以“下学而上达”的观点。     

翔安法院 从“好厝边”到诉非联动的解纷迭代

在闽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千金难买好厝边。”其中,“好厝边”是“好邻居”的意思。早在2007年,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就探索创建“无讼社区”,建立“好厝边会所”,开始了将闽南邻里友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的早期探索。2017年,在“好厝边会所”的基础上,“好厝边”多元解纷平台上线。     

“智慧检务”建设的分析与展望

“智慧检务”是在检察工作中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在数据处理方面实现“类人类智慧”的分析、判断和预测。“智慧检务”具有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提升检察管理与业务办案质效的工具价值;第二重意义是指向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和检察管理的对象、目标和任务。“智慧检务”建设包含“数据”“算法”与人的“能动介入”三个要件,蕴含“智慧辅助”“智慧管理”“智慧反哺”层次化的发展目标。     

"电子狗"反侦"电子眼"

为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各地交警部门在市区红绿灯路口安装了闯红灯拍摄仪,俗称“电子警察”。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专门对付“电子警察”的“电子狗”应运而生——现状“电子狗”躲躲藏藏“请注意,前方有摄像监控。”某日,笔者搭乘同学的车从泉州家里回报社,在车上不断听到这样的语音揭示。据介绍,这是车上安装的“电子狗“”嗅”到“电子警察”发出的警报。所谓“电子狗”,专业术语叫“反雷达测速仪”。由于型号不同,有的像钢笔直接插在点烟器上,有的像“掌中宝”手机安装在车头副驾驶座上方,有的则隐蔽在车上其他地方“。电子狗”…     

规律、规范、规则、原则——西方法学中几个与“法”相关的概念辨析

在西方法学中,有几个与“法”相关的概念,这就是“规律”、“规范”、“规则”和“原则”。一些法学家在对法的论述中,往往把这些概念与法联系起来,他们或者把法说成就是一种“规律”、“规范”、“规则”和“原则”;或者把它们说成是法的本质或构成要素。对这些概念与“法”的关系进行辨析,有助于深化对此的理解。     

别失八里的辉煌与毁灭

北庭故城在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新北道上，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十分辉煌的重镇。其区域或中心曾有不同的称谓：“姑师”“车师”“车师后部”“金满城”“可汗浮图”“北庭”“庭州”“别失八里”“恺安城”“济木萨”“孚远”“吉木萨尔”等。在蒙元时期，这里被称为“别失八里”。     

君子之道与法治国家

在西方，“法治”意味着“多数人之治”(民主),“人治”则意味着“少数人之治”。但在我国古代的“法治”观念里并无此义。却认为法为道之用，因而在法治国家里执政者就是“执道者”。所以只有知道、行道者的“君子”才能承担这一神圣任务。而“君子”在社会里却是少数。所以，“法治国家”并不意味着“多数人之治”,而是“君子之治”。这一“法治”怎么评价?想就此谈点浅见，并与西方的“法治”观念作一比较。     

“80后”离婚：一对80后离婚车轮战

“80后”的婚姻，在法律专家眼里成了“易碎品”。这样的情形，更多地发生在“贫二代”和“富二代”两个人群中——不同的是，“贫二代”在离异时往往相互“推孩子”，“富二代”在散伙时则忙着“保财产”。     

民意与司法关系理性解读

一 对于“民意”,《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民众的意愿”。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民”字被赋予了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凡是与“民”字连用的词,如“民生”、“民主”、“民权”、“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等似乎也一并“继承”了这种不言自明的正当性。对这一正当性的任何质疑都会被本能地抗拒和下意识地排斥。     

“魔”与“道”同行

在历史的长河中，“魔”与“道”是旅途的伴侣，更是拉力赛的对手。有时，“魔”在前面领跑，给“道”留下处处难关；有时，“道”在前面带路，给“魔”设下重重障碍。一路走来，“魔”吃了不少苦头，也长了不少本领；“道”费尽了苦心，也练就了一身功夫。到头来，“魔”力劝“道”早日退休，“道”催促“魔”尽快下岗。于是，双方互道一声“辛苦”，然而那声音听起来很有些言不由衷。     

遵从习惯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我为何提出“习惯法权”概念

在社会学视野中 ,将习惯视为与国家法并列的“民间法”。其实 ,“习惯”乃是物质生活条件中生存并制约着法律创制 ,具有民族特性的“法权关系”。遵从这种“习惯法权”实则是一种“恢复理性原本意蕴”之真实的理性思维方式。权利确认的逻辑告诉我们 ,国家欲颁行“良法” ,就必须关注并遵从具有“先在性”意义的“习惯法权”。     

2020年《中国司法》征订单

《中国司法》杂志是司法部的机关刊物,是司法部主管的唯一综合性理论期刊,是党和政府在司法行政战线的重要喉舌,也是立足于司法行政领域、面向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司法行政智库类理论刊物。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担任本刊顾问。《中国司法》杂志设有“卷首语”“法治言论”“高端论坛”“全面依法治国论坛”“厅局长论坛”“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七五’普法工作专栏”“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专栏”“研究课题成果巡礼”“行政立法”“行政执法监督”“刑事执行”“公共法律服务”“戒毒管理”“法治广角”“法治茶座”“域外法治”“案例库”“数据库”等栏目。除上述常设栏目外,杂志还将根据司法部中心工作及重大主题宣传,灵活设置若干宣传专题专栏(如主题笔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