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多元一体关系论略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这种模式自建立开始就体现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法定利益格局和调试互动关系,进而塑造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体多元关系格局。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关系既具有一体性,也具有多元性。     

地方治理结构优化:调节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思路

建国后,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和不断变化之中.改革开放通过机制变迁解决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问题,为"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生成提供了坚强的制度支撑,但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为中央调控增加了困难."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模式不再能全面概括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景象,简单收权也很难有效规避地方行为,地方治理失控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难题.中央政府必须从顶层重新审视和设计中央地方关系,通过优化地方治理结构来调节地方政府行为.     

创制中央地方互动程序规范的宪法思考——基于研究历程的反思和尝试

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是指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就政策制定、利益分配,事务管辖等方面的关联问题进行交流沟通,形成共识的互动关系.这种权力交涉关系的程序法制不仅对于既定的权力关系协调顺畅的实现具有维护作用,而且对于将来的权力关系的优化也具有积淀作用.建立在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之上的互动程序规范,对于建设在实现中央地方政府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上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应当得到更加认真和积极的对待.要更加自觉地将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其中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的互动程序规范的创制,开辟中央地方交涉互动、审议沟通并凶此促进有关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及其调整建立在更加民主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的、行之有效的机制、手段、方式和途径,作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府组织体制之中进一步得到体现和贯彻的重要任务.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建立有效的有限的集权和分权体制

建国40多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往往不是中央集权过多,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就是地方分权过多,削弱必要的集中统一。于是常常出现了一个现象:在诸如计划权、财税权、投资审批权、企业管理权等方面的权力,反复地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有时矛盾还十分突出。直至今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还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     

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

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普遍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模式,这一格局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改革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代理人,地方政府的代理模式覆盖一般代理、特别代理、本代理、复代理、直接代理、间接代理、积极代理、消极代理等基本类型,但同时又面临诸多困境。但"委托-代理"理论实际上已经为超越这些困境预设了理性的应对策略,而这种"自我修复"机制又反衬出该理论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具备正当性与科学性。     

浅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要求与目标模式 ,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 ,其基本途径是转变观念、科学划分职责权限、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法制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试论我国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的合理性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选择都会有所不同和有所侧重。我国采用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的关系模式,从市场经济的内在特性、中央与地方的政府职能配合、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协调、集权制与分权制的优势互补来看,都具有深刻的合理性意义。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新论——基于警察事务立法之考察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合理配置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在法规范层面缺乏权限配置规则,存在"权限同构"的现象,影响了立法功能的有效发挥与法律规范的实践成效。由此,以警察事务立法为例,就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原则与标准进行探讨,并就完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模式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     

宪政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宪政建设要求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这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要求与目标模式,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其基本途径是转变观念、科学划分职责权限、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法制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

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结构，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深刻分析中央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历史成因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既要下放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又要加强和维护中央权威；兼顾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作主导；中央与地方问的权力结构调整必须与其他改革措施特别是党政分开配套进行等重要思想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联邦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研究

联邦制的启示在于,要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有必要从宪法上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虽然联邦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历经变迁,但还是有章可循,而联邦国家的立法分权模式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探析

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述,对转型时期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必要的中央集权和在中央政府有效控制下的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关系,在体制模式选择上乃是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混合体制.     

试论中国传统文武关系与政治变迁

本文尝试运用年鉴学派的长时段视角、结构功能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武关系的政治面向的三角结构、控制军队的制度与技术。从提取社会资源充作军用、军队承担的社会经济职能等等方面,概括了传统文武关系的社会面向。最后从政权更替的暴力逻辑、中央与地方关系、文武关系的非制度化几个方面,分析了文武关系与政治变迁的宏观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研究的五个视角

本文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内外主要学者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分类,将其归纳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研究的五个视角。     

联邦德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赴德国考察访问报告

联邦德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赴德国考察访问报告方立德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严格他说，是联邦与州、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联邦国家由各州联合组成，具有统一国家的一切属性，但各州保留了制定宪法、选举议会、组织政府、设立法院等高度自治权，因而不是典型的中央和地方...     

区域立法与中央和地方立法关系的完善

我国区域立法应定位为介于中央与地方立法之间的又主要依托于地方立法的、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特殊立法形式。区域立法主要由主体、权限、程序和协调机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以区域立法为视角观察，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存在许多问题，如中央立法过于集权却未形成足够的权威、地方立法权配置失衡以及中央与地方立法权运作缺乏完善的协调机制。区域立法对于调谐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渐进式改革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渐进式改革进行分析，得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渐进式改革虽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这种渐进式制度变迁已经出现了路径依赖效应的结论。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而阻碍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渐进式改革。通过对渐进式改革取得成就和现存阻碍的分析，本文提出对这种渐进式改革进行制度创新，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渐进式改革的正确路径。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地方试验和优化策略——以平潭综合实验区为例

文章以平潭综合实验区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为分析样本,研究重点不仅在于对地方经验的抽象概括和梳理,更为重要的是从地方创新模式中挖掘出改革推进中遇到的深层次共性问题,并提出破解这些共性问题的对策建议,使其具有更加广泛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国家改革试验区与经济特区的比较及启示

国家改革试验区是继经济特区之后的一种新生事物,在设立、权限、运行、评估等方面不同于经济特区,国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注重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特征彰显。比较两者的不同对国家改革试验区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探索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具有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