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互洽融通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制”规范“中国之治”,“中国之治”践行“中国之制”,实现了中国式“制”“治”互洽。其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本土内生、“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耦合共进、“中国之制”嵌入“中国之治”现实可行、“中国之制”提效“中国之治”自觉自信四个方面，彰显了“制”“治”生成合洽、关系契洽、运行协洽、转化融洽，为更好探究“制”“治”规避西方式乱象、实现在中国的互融互通给出解答。     

论杜威对西方哲学的批评及其中西哲学比较

杜威通过揭示康德如何从“启蒙运动的儿子”走向“与启蒙运动决裂”,以及法国哲学与英美经验论哲学的不足,奠定了其心仪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他评说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流派,在哲学和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他的观点多有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通之处.他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味儿”或“中国特点”,提出了“两个适应”的理论,即:使古老的中国观念“适应现代的情况”,使西方思想的精华“适应中国的情况”.他从老子和孔子的哲学中发现了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所不及的精神品格,强烈谴责西方列强向中国转移其社会危机,以中国的人生哲学为“救世之灵药”.他说中国哲学更多地把大自然“当作娱心悦目的事物看”,以及他所提出的“像中国人那样思考”的主张,是后来诺斯罗普关于中国哲学审美特征之研究、公正的世界秩序之建立应引进中国价值观的先声.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及其原创性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成分和基础性工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其理论建构以探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向的动力及内在机理为指向，以诠释“国家”与“治理”的兼容与耦合为发端，以推动构建“善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在理论议题上回应“中国关切”,在逻辑演绎上创造“中国话语”,在形态建构上呈现“中国范式”,在价值指向上追求“中国之治”,并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上形成了新突破，历史性地回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重大命题。     

族与群：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与当代价值——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本文从关系叠加的视角，以“族”和“群”为基点分析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特点与变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社会，这就是“族”和“群”。由中国的“族”和“群”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相互渗透、国家组织社会并高于社会、国家治理能力具有特殊价值。这一特点构成了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世界关系的时代后，一方面，传统的家族共同体解体，个人挣脱家族共同体，形成具有独立意识、利益和权利的个体；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将分散的具有不同利益的人联合为一个整体，并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族”与“群”这一古老的话语因此获得当代价值。     

毛泽东与中国新妇女形象建构

基于中国妇女饱受“四权”压迫的悲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现实需要以及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理论思考,毛泽东以经济形象、政治形象、文化形象、家庭形象、革命形象为主要内容对中国新妇女形象进行建构。其建构出的中国新妇女具有“男女并驾,如日方东”的劳动者形象、“团结起来”“站立起来”的主人翁形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习者形象、“勤俭持家”的家庭建设者形象与“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斗争者形象的多维面相,体现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丰富内涵。毛泽东对中国新妇女形象的建构,在思想遵循、着力路径与目标导向等方面有其鲜明特征,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与妇女自身的现代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中国化”与“中国话”: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变迁与内涵重构北大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历经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化”对其形态的塑造力与“中国话”对其内涵的构造力,共同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变迁与内涵重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完整演绎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孕育成形到成熟定型的形态进化过程,推动现代化从“工业化”的雏形、“四个现代化”的外形、“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外型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重构逻辑,推动现代化的概念范畴从单一碎片化走向全域系统化、理论特质从共同特征走向聚焦本国特色、价值意旨从物的现代化走向人的现代化、内容指向从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强国。但“中国化”与“中国话”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场域融合互动,“中国化”对“中国话”的融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话”与“中国化”的互动建构了新现代性理论范式。     

论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启示——以梁启超“群治”濡滞论析为中心

封建时代,以王权统治为表征的专制政治是长期阻滞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改革与发展进程的重要根源。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破除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任务。梁启超通过对中国传统“群治”体系中权力本位逻辑、官僚体制结构以及重“术”轻“道”思想等问题的揭示与批判,深刻分析总结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濡滞背后的“天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鉴往知来提供助益。     

论“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全面理解“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需要拓展观察视角,通过多重逻辑加以分析和阐释。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不断深化阶段和开启“中国之治”新篇章的新时代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之治”正向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迈进,它的最大逻辑在于党的领导,前提在于制度化建设,价值依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的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中国之治”新篇章的开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同时“中国之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依经立论借石攻玉——评李建中《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

李建中《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读经”方式——“依经立论,借石攻玉”。所谓“依经立论”就是内求中国传统经典,变“中国古代文论”为“中国文论”;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课题;合理阐释中国文论的当代意义。所谓“借石攻玉”则是外求他国经典理论,通过对他国文化、文论经典的借鉴、印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对话来达到互识、互补的目的。     

第三届毛泽东论坛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中央党校举办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理论视野》杂志社于2009年12月30日举行第三届“毛泽东论坛”。本届论坛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主题,论坛结束后举行了“毛泽东与新中国”书画名家名作展。来自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及其变革

百年演进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诸多相似相通的因素,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和思想资源.在哲学思维方式方面,传统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多层次的相通,在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哲学范式；在社会思想的文化价值心理方面,“大同”理想作为世俗的社会理想,经几千年历史阐释流转积淀为中华民族一种恒久的文化价值心理,与“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相通性；在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取向方面,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交互,体现了民生“共同体”的社会价值结构模式；在社会践行的贯彻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哲学的“知行观”相得益彰；在哲学思想与方法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的“实学”思潮,形成一种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取向.这些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找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与“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道”与“术”的辩证统一。“道”是指融通理论支撑、历史底蕴、实践经验与价值立场的理论逻辑,体现“立制之道”;“术”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制度稳定、完善能力与运行机制的优势彰显,展现“驭制之术”。“道”与“术”相辅相成、互促互进,充分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实际”、党的统一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制度内生演化与经验总结、制度刚性与文化柔性之间的有机融合,向世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与顽强的生命力。     

从"门户开放"到中国加入WTO

从1900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到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时间整整一百年。中国加入WTO与百年前的“门户开放”政策有着本质区别“。门户开放”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破坏中国主权与独立的反动政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为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技术威胁论”的批判与应对

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吹和散播的“中国技术威胁论”,立基于西方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观念基础。“中国技术威胁论”表现样态复杂多样,集中表现为中国技术“偷窃论”“间谍论”“霸主论”“数字威权论”“武器研发威胁论”五种类型。“中国技术威胁论”是遏制中国发展的“中国威胁论”新变种,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治理危机民众视线进而维护治理优势幻象的新伎俩,是塑造中国负面形象进而恶化中国对外交往环境、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认同的新手段。有效应对“中国技术威胁论”需从话语与实践双重维度展开,一方面要遵循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相结合、内涵性与大众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生产出有效的应对话语;另一方面要实现“技术威胁”恐惧的逆向转化,推进信任传播与好感传播,发挥技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助力作用。     

“80后”生存状态成舆论焦点

进入2010年，中国年轻人的精神困惑与生存状态成为舆论的聚焦点。从报刊与网络上年轻人对生活现状的描述与自我调侃看，中国社会恍若进入“奴”的时代。除了已经广为人知的“房奴”、“车奴”、“卡奴”以外，最近被讨论的还有“证奴”（为报读考取各种资格证书而负债累累、“婚奴”、“孩奴”以及中国式“白奴”。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正义价值吁求与实践取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生态正义为价值主旨，既以“和谐共生”作为“基本内核”规划了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安全关系的理想状态，又以“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合理内核”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关系的现实要求。“和谐共生”“公平普惠”相统一，不仅完整回应了何为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吁求，而且蕴含着根本途径、根本保障、根本力量与根本方法等实践取向，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生态正义的实践之问。作为一种制度正义，“和谐共生”“公平普惠”之生态正义以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制度文明新形态为依托，全面超越了西方生态正义论抽象的思想言说，在生态特色维度彰显了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差别，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原则遵循。     

《老子》与《周易》的思维模式

关于中国古代哲人的思维模式,近来已有多人对其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有“伦理型”、“实用理性”、“宗教与哲学的混合”、“求统一的思维方式”、“朴素辩证法”等等说法。这些观点都从一定的角度指出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思维特点,然而,中国古代哲人的思维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却很少有人问津。本文试以《老子》、《周易》为     

论“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基本意涵与话语体系建构

“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其实质上就是提升内嵌了中国本土原创性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等多元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影响力。从理论背景切入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明晰“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命题的生成逻辑,从而找到制约中华文明影响力扩大的核心难题,即尚未形成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从话语内容、主体、传播方式出发,以话语体系基础建设为“纲”,以培育专业化对外话语人才队伍为“基”,以数字传播空间为“云”,建构提高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立体式话语体系,从而破解中华文明被西方国家边缘化、赋魅化的困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自信与世界意义。     

从三重维度深入把握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的文字表述言简意赅,而其内涵却蕴含着科学与价值、空间与时间、生态与“人态”等多重维度的统一。其中,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的统一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赋予了理性取向;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统一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实践路径;而生态维度与“人态”维度的统一则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确立了基本原则。     

评台湾当局推销的“台湾经验”

近一段时间,台湾当局发起了一场颇具规模推销“台湾经验”的活动。最高当政者在元旦祝词中称,“百余年来中国人追求的现代化理想,终于在‘台湾经验,的印证中初步实现”,并说这一“台湾经验”不仅为“中国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对“世界人类最宝贵的贡献”。其他党政要人也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一再鼓吹以“台湾经验”统一中国;许多学者也被动员了起来,一个又一个主题为“台湾经验与中国前途”的讨论会相继召开,“台湾经验”既被“论证”为救国良方,也被说成是使中国追上世界现代化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