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大陆法系的公法理念与制度发展

20世纪大陆法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宪法为核心的公法理念与制度的发展。宪法领域,对人权保护从消极走向积极、从国内走向国际,以进一步保护人权、限制公权;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法院以及行政判例制度的建立推动了行政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在刑法领域,重罚主义和宽缓主义虽屡有交替,但以废除死刑为契机,刑罚宽缓化、非罪化等人道主义措施终占上风。     

试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承运人责任制度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核心和基础,而其归责原则更是核心中的核心,包括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免责事由等众多核心问题.承运人责任制度也彰显着一种人文精神,反映出船货双方之间密切的利益关系,它指引着未来国际经济贸易和海上运输业、国际物流的走向,推动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组织的适时发展,也代表着一定区域、国家或地区,甚至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和立法趋势.当今,该领域的发展现状表现出相关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仍很不统一,而我国相关的货物运输法律与国际相关规定也不一致,我国沿海货物运输法律体系亟待更加健全和完善.在此,主要阐释《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归责原则的变化和影响.     

论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内嵌

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和平与发展、公正与平等,它们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嵌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内嵌过程受到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世界的有限性、自我毁灭的经历与大国的责任.世界的有限性影响了国际政治思维方式,在19世纪晚期表现为抢夺型,在20世纪晚期表现为合作型;两次世界大战既是国际社会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类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学习的过程;大国将其价值观嵌入国际社会,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其责任不是推翻西方价值体系,而是弥补其缺陷,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价值理念,努力建设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     

试论国际社会中的道义问题

道义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难以捉摸和确定的，文章通过肯定道义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减少国际纷争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作用，阐述了其存在界定上不明确性、复杂性和面对强权下的软弱性困境，指出以国际社会中国家间构建共同利益和加强国际法建设采帮助道义这一理想走向未来，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     

国际货币体制的困境与出路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制渊源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妥协，在约束性和执行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导致该体制的代表性受到质疑，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揭示出其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机构职能误入歧途、政策监督顾此失彼、治理结构力量失衡以及争端解决有心无力。有鉴于此，应当在近期已有改革举措的基础上，在重塑机构职能、加强双边监督、完善治理结构和促进争端解决四个方面寻找出路。     

国际税基划分视野下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

国际税基的划分是国际税收秩序的核心问题,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普遍应用以及无形资产在企业全球价值链中权重的提升给传统的国际税基划分规则带来了挑战。独立交易原则作为传统的转让定价调整原则从倚重价格比较转向利润比较,公式分配法开始从国内实践酝酿走向区域范围内的国际实践,预约定价安排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调整规则的选择和考量上,国家税基利益无疑是各国关注的重点。在确立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国际规则时,必须以建立完善的无形资产估价规则为前提,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和困难给予特别考虑。中国应从维护本国税基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出发,努力推动联合国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中的作用;在参与目前OECD主导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的确立过程中,坚持以经济关联和价值创造原则为指导,强调市场溢价、成本节约等因素对无形资产价值形成的贡献;同时建立完善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为更好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我国税基利益提供国内法基础。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国际法思考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确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建立在以安理会为核心、以联合国为基础之上的国际集体安全体制,面临新问题时显得危机重重。国际情势的变迁,严重震荡着安理会原有的权力结构以及由此确立的权力秩序,与此相关,国际法律秩序也遭遇严重挑战。安理会改革的主张各有利弊,其中涉及诸多的国际法律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有助于安理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并期望由此推动和平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与经济法的产生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从高度重合走向现实分离,国家公权力开始萎缩,私权利开始膨胀,使以保护私权利为核心的私法发达起来。垄断的产生、大危机的爆发、战后的复兴与滞胀的产生使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从分离走向高度统一和紧密结合,二者的良性互动最终催生了国家干预协调经济运行之法——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国际性问题的有力思想工具,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创新发展的先进理论指导。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国际法治工作等深刻思想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丰富内容。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下,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这些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对国际法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投资逐渐走向自由化和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投资法也随之有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对整个国际法体系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环境法保护制度

国际环境法保护是目前最成熟并最具成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保护模式,其以确认制度为前提,名录制度为核心,责任制度、合作援助制度为保障,多项制度共同构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     

超越国家间政治——主权人权关系的国际法治维度

主权高于人权、人权高于主权，这些观点都是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在二者关系上的投射。尽管都有其正确合理的一面，却未能清楚的梳理各种现象，更不能指出既面对现实又指出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案。以国际法治为核心的路径认为主权和人权均可为美好理想，但在现实中皆可被滥用。因此需要法律予以监控和引导。     

浅析人民内部矛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针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本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把社会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正确理解和认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WTO规则与中国经济法

WTO是一个以市场为走向服务于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WTO规则促进中国经济法律体系进一步同国际接轨。中国经济法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必须重新认识WTO规划对中国经济法的影响,积极应对新形势对中国经济法的要求。     

二十世纪的国际组织研究与国际组织法学

本文描述性地分析了二十世纪欧美国际组织研究的概况与趋势;简要回顾与展望了国际组织研究在我国的兴起与前景;详细评述了国际组织研究的主要方法与走向;着重阐述了国际组织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及其在国际组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总结了二十世纪国际组织研究的主要成就;提出了二十一世纪国际组织研究的主要任务。作者认为：在对国际组织现象及其本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产生的国际组织学和国际组织法学,尽管没有形成世界公认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但是为二十一世纪国际组织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料,提供了经验教训,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的课题     

指导性案例的应然效力与实现路径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是破解指导性案例适用僵局的关键。指导性案例以统一法律适用为核心目标，以创制法律规则为运行机理，具有制度建构上的一元性特征。在应然层面，应当确认指导性案例的法律效力，使之可以直接作为案件处理依据。在实然层面，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效力规定晦暗不明，偏离这一制度的核心目标和运行机理，带来制度构想落空的风险。应以明确指导性案例效力为起点，对指导性案例遴选标准、遴选渠道、体例结构等进行调整，完善适用保障机制，推动指导性案例从“实然”走向“应然”。     

国外应对危机事件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危机事件管理是展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的重要内容,是对各国政府管理的新的挑战。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许多发达国家政府都根据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本国国情形成了不同的突发事件管理模式,美国以总统为核心、其它各部门协调负责的管理模式尤为突出。这无疑对我国的危机事件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际秩序的国际法支撑

法学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是指由法律所确认的国家之间的稳定的关系.它以国家为构成单位,由国际法确认并维持,其本质为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当今的国际社会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但国际秩序是存在的,其原因在于国际法事实上在确立和维护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未来的国际秩序仍需要以国际法作为支撑,未来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仍将以主权作为核心要素,而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国际立法与司法关于死刑适用的变迁

在废除死刑的过程中,首先涉及法律制度本身的变革,尤其是刑事法律体系的变革问题。因为每一项具体刑罚措施的变革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立法和司法的磨合与碰撞、协调与冲突,这就是一种通过裂变最终走向完善的过程。纵观国际刑事法律体系、各国刑事法律体系以及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发展脉络,这个过程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超越本体意识的必然。     

从身份到契约——高校教师主体地位的错位和复归

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是现代社会人的主体地位实现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治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校对教师实行身份管理,而身份管理的最大弊端表现为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人身依附和不平等,忽略了教师的主体自在性和主观能动性。实行契约化管理并实现管理关系法治化、双方关系的法权化是中国高校新一轮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