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营利问题：成因与对策

非营利组织的营利问题是指非营利组织对其非营利性原则的背离。目前,我国部分非营利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营利问题。对此,要严格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界限,细化非营利组织的分类,完善非营利组织自身的治理结构,增强其运行的透明度,加强外界的监督。     

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基于非营利性组织如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结构构建与组织目标同营利组织如公司、企业等组织的先天差别，决定了其各自的雇员管理必然存在显著差异。而长期以来，有关非营利性组织及营利性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论著很多，但缺乏两者之间的系统详尽的比较。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六大功能模块着手，系统比较了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论商法构造中的伦理因素

商法的构造问题不仅是关乎商法自身发展和体系合理化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如何全面地、符合商事自身逻辑地指导商事实践的问题。过分突出现代商事法的经济属性有可能抹杀商法自治中所蕴涵的决定商事法形成发展的商伦理,试图从商法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角度来论述伦理因素在商法构造中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提出伦理视角下的商法构造问题,以此来表明商法体系的构造是一个融合了各种视角和各种方法的复杂工程。     

论党风建设中的“德治”与“法治”

江泽民同志在２００１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讲话，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治国方略的新思考。这一讲话，第一次把“以德治国”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去认识，表明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定位问题；这一讲话，以比较的方法，科学地界定了法治与德治的内涵，揭示了…     

论唐律中的“殴”与正当防卫

唐律对“殴”限定了手段,且有时预设为互殴场景,并不等同于单纯的击打。比较“拒捍”与“拒殴”,可知“拒殴”也不是单纯的防卫,而含有积极加害的主观因素。这些结论应用于律中涉“殴”的一些条文,可见以往学者所以为的某些正当防卫条款,其实预设的是互殴情形,本与防卫无关。对于这些条款中看似不符合正当防卫精神的规定,不必基于正当防卫理念迂曲解释,而应对于其中涉及刑罚减免的规定,给出正当防卫之外的理由。     

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曾经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条重要准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风尚.可是,若干年来,这种精神似乎逐渐被人们淡忘了,社会风气出现了滑坡的倾向.现在重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对于振奋精神,转变社会风气,巩固安定团结,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一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不久,便大     

论柏拉图正义论中的“身”之“患”

正义论是柏拉图哲学的主题,也是历来受学者们批判较激烈的部分。柏拉图对正义问题的探讨集中于对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一致性的论证,但这种论证工作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柏拉图没有彻底解决＂身体＂与＂灵魂＂的关系,没有给予＂身体＂始终如一的角色定位,而是将＂身体＂看做一种＂患＂,因而他的正义理论隐含着自始至终的脆弱性。     

论美丽乡村建设的“到位”、“缺位”与“补位”

美丽乡村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党委坚强领导和政府有效投入,需要村支"两委"具体实施,需要积极拓展农业自身功能,需要大力凸现农民主体地位。目前美丽乡村建设存在党委领导政府投入有待加强,"村支两委"战斗力有待提高,农村土地规划有待前导先行,农村基础设施有待持续发力等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党委领导政府投入,加强"村支两委"建设,做好农村土地长远规划,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论“创新”与“超越”

“千年等一回”的21世纪已经到来了。21世纪不是20世纪的简单叠加,而是人类社会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升华。 在这个新的世纪里,这个世界呈现许多特征: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环保生态化等。在经济一体化中,又具有诸多自己的特征:市场化,资本化,集团化,智能化,信息化等。     

美国“衰落论”与“复兴论”之争

春秋代序,日月递嬗,自50年代中期至今,美国“衰落论”几经起伏。最近,随着1987年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问世,在美国国内,“衰落论”与“复兴论”之争又出现高潮,进入了第5个回合。“衰”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论“中心”、“核心”地位的辩证关系

我国《企业法》规定厂长(经理)在生产经营中处于"中心地位".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我国根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客观实践,提出了在企业中应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的问题.由此而引出了一个从上到下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即"核心"和"中心"的关系问题. "中心"与"核心"的区别与联系 "中心"与"核心"的区别. 1、作用范围不同.前者发挥作用的范围主要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工作,厂长虽然要"两手抓",但他的重点和主要精力在经济方面;后者的作用范围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领城,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保证监督在     

论入户盗窃与入户抢劫中的“户”

盗窃罪和抢劫罪作为最古老的财产性犯罪,一直是实物界和学界关注的重点,自《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以独立的犯罪形态成为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之后,"入户盗窃"更成为学界的讨论重点,将该"户"与"入户抢劫"中的"户"进行比较也是刑法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入户盗窃和入户抢劫中的"入户"一个作为入罪条件,一个作为家中条件,应该存在一定的区别,在认定的过程中也应存在差异,这样才能做到罪行相适应。     

论孔子思想中的“勇”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知仁勇是并重的。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中的勇关注不够。仁是核心,源于人心,其实勇也源于人心,它需要以知为前提,以礼、义为限度。作个纵横比较则更有意思,孔子之勇和柏拉图有相近之处,它也是孟子和荀子之勇的源头。     

论孔子学术中的“道”

"道"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有着极高层次的意义。尽管先秦诸子对"道"的阐释各有不同,但它作为反映事物发生和发展的依据或原则却被共同确认,并被列为学术的最高范畴。孔子把"道"与"德"联系起来,用以表达社会伦常关系和人之为人的东西。于是,那使人感到神秘而不可企及的"道"的范畴便转化成了人人都可以践履的社会精神原则。孔子追求"道",把达"道"和护"道"作为学术目标。在孔子学术里,充满了对仁、义、礼、智、信等这些合乎"道"的精神内容的善性理解。     

贪官“歪论”中的一点“正理”

贪官平时总是说些连自已也不相信的装腔作势的话,但正如老鼠急了也会咬人一样,贪官在特殊情况下,也说一两句有些道理的真话。就说贪官王毛弟。此人原为湖北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副主任,在单住修大楼时,利用职务便利索贿七十七万元。在法     

论“立法腐败”的界定、危害与规制

立法腐败是指享有立法权的主体和政策制定者(立法主体)滥用立法权和准立法权,为相关市场主体制定谋取不符合公共利益的私益的法规、政策,并以此谋取私利的行为。我国立法腐败具有非典型性、合理隐蔽性及局域性等特点。立法腐败的规制,应着重从立法腐败的特点切入,并借助于密切相关的制度机制。     

论“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与马克思

"道德政治"发端于现代政治哲学中卢梭对霍布斯与洛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建构。卢梭首先注意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发展中可能造成的人与政治社会的非道德倾向,从而在对人性的重新阐释中构建其"道德政治"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从根本上取消了"道德政治"的可能性。卢梭与马克思刚好构成了"道德政治"谱系的开端与结束,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同样也应被视为对"道德政治"问题的进一步升华。     

论“三讲”教育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把“三讲”教育落到实处的根本保证党中央反复强调指出,在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时,要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个要求,不仅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需要,也是保证“三讲”教育落到实处,不走过场的需要,是保证领导干部健康肌体,扫除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的灰尘的需要,是正确对待干部群众的评议,切实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的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区别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利用整风的形式开展批评与自…     

论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暴力革命派”

现有的科社和国际共运史教材在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时,往往只偏重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而很少提及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因此,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继承了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实际上,科学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中“暴力革命派”的思想。1 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温和派”或“和平过渡派”,无论是早期的莫尔、康帕内拉,还是十九世纪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如何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理性社会”的问题上,完全陷入了“宣传、教育和典型示范”的三部曲中。相反,空想社会主义中主张用暴力推翻旧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革命派”较“和平过渡派”则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