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财产分割制度适用原则简析

离婚意味着家庭的解体,如果简单地将现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割,是将复杂的家庭问题简单化。目前我国法律制度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问题时主要依照四大原则,在实施中容易出现难以落实和顾此失彼的情况。公平原则具有概括性,应为我国婚姻法离婚财产分割制度的基本原则。     

论公平原则在我国离婚财产分割中的适用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离婚时进行财产分割的四项原则,即照顾原则、补偿原则、赔偿原则和帮助原则。这四项原则虽然考虑了对子女和妇女利益的保护,但其对离婚中弱者利益的保护具有不周全性,因此,在进行离婚财产分割时适用公平原则很有必要。适用公平原则时应考虑确定财产性质、评估婚姻财产等因素,以切实保护离婚时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合法权益。     

完善离婚财产分割制度的几点思考——对江苏省仪征市陈集法庭农村离婚案件的调查

本文对离婚夫妻财产分割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完善离婚夫妻财产分割制度的建议。通过查阅离婚案件的卷宗和走访当事人,归纳了离婚夫妻财产分割中主要存在的三个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分析得出两个方面的原因:女性自身权利意识不足和我国法律制度在妇女财产权保护方面的局限性,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论离婚案件之共同财产分割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财产的存在形式出现了多样化,夫妻财产也呈多元化发展,从其表现形式、财产构成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少家庭里不仅有有形财产,还有无形财产,这些财产类型不断的丰富了夫妻财产的内容。但由于财产的复杂性、多样性并且涉及到诸多法律,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常引起部门法之间的冲突。为此,本文通过分析具体案例,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离婚财产分割法律制度的建议。     

浅议我国离婚财产分割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夫妻财产的表现形式、财产构成一、价值大小等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的夫妻财产相比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夫妻财产的复杂性所导致的对传统夫妻财产分割理论的巨大冲击,使得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法律法规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增补。虽然我国在2001年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修正,并于此后先后出台两部司法解释,但是,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情形,仍然会出现滞后或＂真空地带＂。司法实践中不断地产生的新问题,如因按揭房屋、投资收益、财产孳息、知识产权预期收益等产生的离婚纠纷已经将立法的完善提上了日程。为此,本文拟在分析现行《婚姻法》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基础上,针对离婚案件审判实践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希望能对司法实践有参考价值。     

离婚之后财产如何再分割

离婚之后，前妻再次提起分家析产的主张。此时，昔日的公婆加入诉讼。提出，前儿媳所讼争的名车等财产，是老两口出资购买。此案引发了“名义车主”与“实际车主”之争。在一审官司落下帷幕之际，法律专家对此解读了其中的法律疑问。     

离婚案件中三类特殊共有财产分割探析

舍身份性财产系指配偶一方因某种身份即成员资格而取得的财产,离婚分割时应在遵守相关法律强行性规定的框架内分割,宜由原来的成员继续拥有该财产而给另一方经济补偿.离婚案件中涉及这些特殊共有财产分割时,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婚姻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及适用,梳理与厘清相互闻的法律关系,理性应对及完善相关立法的缺漏与不足.     

离婚财产分割热点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的财产越来越多,财产的表现形式也日趋多元化,离婚案件争议热点也逐渐由感情是否破裂转变为财产的分割是否合理。2001年的婚姻法及其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一》）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     

形式主义模式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规则在理论和实务上争议较大,迄今未有定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在物权法的体系定位中属于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从婚姻关系当事人内部关系的视角看,支持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理由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而且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比较法考察的方法,均可得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具有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结论。从婚姻关系当事人与第三人外部关系的视角看,无论将意思主义模式中的登记对抗解释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本身的登记,还是将其解释为特定财产物权变动的登记都存在无法解决的弊病。此外,形式主义模式对婚姻关系当事人的保护也并不比意思主义模式逊色。因此,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应当遵循《民法典》物权编的一般物权变动规则采形式主义模式,而不因婚姻关系的特殊性构成物权编规则的例外,由此也有利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物权编的互动与协调。     

Sex, Property Rights, and Divorc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differences in sex drives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affect bargaining strengths during marriage and particularly at times when divorce might occur. The basic argument follows from the fact that sex drives vary over an individual's life cycle, and are systematically different for men and women. The spouse having the lowest sex drive at any time in the marriage has a property right over whether or not sexual intercourse will occur, with a consequent increase in bargaining power at the margin. The paper derives a number of testable implications from its model, and, using several data sources, shows empirically how this difference affects marriage, adultery and divorce.     

后WTO时代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

现有的WTO范式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危机,需要寻找新的范式来代替旧的WTO范式。后WTO时代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要在价值层面实现对基本人权保障的追求;在制度建设层面实现战略构建;在实践操作层面对知识产权平行进口等突出现实问题作出回应,从而促进后WTO范式的新旧更替。     

人体基因财产权研究——“人格性财产权”的证成与施用

按照经典权利理论中人/物、人格权/财产权的二元界分逻辑,人体基因作为整全的人身的组成部分,处于人格权的保护之下,被禁止用于谋利性交易。然而,随着基因科技的发展及基因的产业化应用,人/物的界限被内移到了人自身,人体基因也日益外化而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当基因科技的施为力量已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经典权利理论所依仗的人/物二元界分的基础时,试图非此即彼地以人格权或财产权来界定人体基因的法律属性,都不会实现关于基因利益的公平分配和确保人格不被减等的结果。问题的出路,似乎在于在人格权和财产权的混同处,提出一个新的人格性财产权的范畴界定人体基因的法律属性,并综合运用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机制来保障基因资源提供者的利益。     

人性尊严与农民平等权的保护

人性尊严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其之于人的如此重要作用,决定了它在宪法和人权保障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农民的弱势处境导致其平等权利的落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侵害农民人性尊严这一社会现象,该现象的存在违背了人性尊严在主体、内容及目的方面的价值要求。因此,为消除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前提下,课负农民、市民与国家以相应的义务,是保护农民平等权,进而维护农民人性尊严的现实路径。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人权保护

当前,国际投资条约和投资仲裁已经给人权保护带来消极影响。在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中,仲裁庭对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可以行使管辖权。人权规则也已经被仲裁庭适用于界定间接征收、确定征收补偿数额等问题。当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机制挑战东道国的人权保障措施时,东道国可能会援引国际人权义务抗辩投资者的主张,此时,仲裁庭应当适当考虑东道国的人权义务,而不是任由投资规则践踏人权规则。     

Smuggling of Human Beings from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Obligations of Non-State and State Actor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lthough trafficking of human beings has been widely regardedas a human rights issue,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umanrights aspects of smuggling as it is mainly characterised asfacilitation of illegal migr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is to demonstrate that smuggling of human beings equally raiseshuman rights concerns. The article begins by exploring the definitionsof trafficking and smuggling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It then highlights some human rights issues inherent in theact by examining its causes,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It continueswith an analysis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imposed upon non-Stateand State actors. The fact that non-State actors are not helddirectly accountable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pointsto an investigation of legal obligations imposed upon States,and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 obligation to protect victims asan example.     

论刑法对私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保护

私营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以刑法来加强对私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保护,是促进私营企业法治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私营企业财产权的刑法保护立法相对滞后,且与国有企业财产权的刑法保护相比,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追诉标准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厚公薄私的印迹比较突出,导致私营企业财产权刑法保护的力度较弱,缺乏平等性。因此,应当通过确立平等的保护原则、建构系统的罪刑体系,以及规定统一的追诉标准来实现刑法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保护。     

论TRIPS协议框架下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系

TRIPS协议是WTO体系中最活跃的部分.从多哈会议通过的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到坎昆会议前夕达成的关于该宣言第6段的实施决定,表明TRIPS协议的法律框架在不断发展,其推动力是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及其平衡.本文将论述在TRIPS协议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系.     

国际人权与死刑──以国际人权法为线索的分析兼及中国的应对

国际人权法对死刑的态度经历了由放任到限制再到废除的转变。《世界人权宣言》对死刑以沉默显示放任;《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对死刑转向了限制;《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议定书》等对死刑明令废除。中国现行死刑制度与国际人权法的要求尚存较大距离,应该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尽快缩短这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