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之探究

对刑事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平衡诉讼格局、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合理分配侦查实施权和侦查监督权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司法审查应由法院来实施,法院有权对侦查主体是否适格、证据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当等进行审查.文章认为,实施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还有赖于对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对检察机关职权和地位的再认识以及对法院体制和法官任用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检察权的科学配置

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权能。检察机关是国家依法设立的行使公权力的机关,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伴随着对司法改革问题的研究,关于我国检察机关应当具有哪些权力,成为理论上的热点问题之一。我们认为,改革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必须树立科学的观念,以科学的态度和路径,研究检察权的配置问题。一、科学配置检察权的一般要求:符合规律和实际从语义上讲,“科学配置检察权”中的“科学”,是指符合科学规律的、合理的。而关于法律制度的     

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

从普通程序的审理来看,也许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在经济上更占优势;但从辩诉交易这类简易刑事程序来看,大陆法系的司法公正理念又阻碍它不如在英美法系那样容易推行和接受.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包括专门机关的权力配置、司法系统的组织构造、其他诉讼参与主体的权利配置、刑事诉讼费用问题等四个方面.要实现诉讼程序的高效运作,各国一般都会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改革:一是适当缩短诉讼周期,二是确立刑事案件的过滤机制,三是建立简易程序.     

权利主导模式下的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研究

意大利在司法改革中确立了多元化的刑事特别程序.但是,立法突进引起“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冲突:司法适用率低、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力、诉讼周期依旧漫长等一系列问题.意大利对刑事特别程序不断修正,平衡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主导型模式: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保留部分职权主义传统,赋予法官更多程序审查权和检察官更大司法权力.我国刑事司法也存在人权保障和司法效率问题,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的权利模式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颇有启示.     

基层司法的多元面向——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分析视角

乡土社会司法场域并不是国家法律的单一运作,而是多种逻辑的多元面向,乡土逻辑在司法场域中的引入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司法场域的多元面向体现为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均衡,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均衡是决定乡土逻辑在司法场域中引入尺度的文化变量.     

检察官权力清单制度初探

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是当前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制定的检察官权力清单有三种模式：全列型、员额型、排除型。这三种模式各有特色。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应当注意三个主要问题：检察机关办案职权的配置原则、检察机关办案职权的分解和检察长放权的力度。根据实践情况来看，检察官权力清单的设计应当采取员额型模式，对一般检察官应当给予中度放权，保证检察官在权力清晰的情况下，真正成为独立的司法办案主体。具体来说，检察官权力清单应当分为三大类，即检察委员会(检察官领导集体)的权力清单、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的权力清单和一般检察官的权力清单。     

中国法院政治功能的重塑

法院在制约国家权力、监护国家体制等方面的政治功能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体现和保障。中国法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政治功能阙如甚至严重异化。在司法改革和践行法治的过程中 ,必须通过重构权力分工与制约机制、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实现司法机构的职业化、技术化以及司法公信力的养成来重塑中国法院应有的政治功能。     

军事司法改革方向探析

军事司法机关是指国家设在军队内的依法行使司法权的特殊机关,它包括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和部队团以上单位的保卫部门.现行军事司法机关沿用传统模式,司法效益不高,司法范围较小,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军事司法领导体制,严格实行党司分开,改进党对司法干部的管理,军事司法机关应当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在接受其上级国家司法机关领导的同时,接受军队军事指挥权的领导.扩大军事司法职权,把涉军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纳入军事司法管辖范围.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军事司法队伍,在我国<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设专章明确规定军事司法人员的职权与职责.     

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的诉求与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战略高度,要求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为此,我们从认识军事司法体制机制的理论着手,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实现强军目标需要军事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指出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的具体路径主要是完善统一领导的军事司法制度,优化军事司法职权配置,改革军事司法监督机制等。     

检察机关诉讼职权与监督职权的优化路径

检察机关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的科学配置关系到检察机关诉讼权与法律监督的有效行使,是司法改革的重点。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具有各自的内涵;我国现行检察权配置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梳理检察部门、健全监督机制、深化诉讼监督改革等措施来优化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     

新时期领导者威信的权力因素和非权力因素

领导者的权威来自权力因素和非权力因素。非权力因素与职权没有必然联系 ,但却是领导者正确行使职权的基础。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应把权力因素和非权力因素统一起来。     

民行检察抗诉权存废之争和司法公正的若干问题——兼与黄松有、杨立新二位先生磋商“检察监督、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

作者从司法界开展民行检察抗诉权存废之争作为契机,针对现代检察监督制度是否存在理念误区进行反思,运用新的权力观和权力配置原理,否定了借中国审判权独立而排斥外在监督的观念中种种错误法理;论证了权力滥用、司法腐败必须强化包括检察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手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重要的是,要认真改革现行的司法体制和与之配合的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提高法官素质和法律人格,遏制错案产生,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制的统一.     

习近平的公正司法理念解读

习近平关于公正司法的理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呈现出系统性的特征,对司法公正的标准、必要性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进行了详细论述,为我们实现公正司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公正司法的标准包括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公正司法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社会公平正义,也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伟大目标的实现。实现公正司法需要防止权力干预司法、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进严格司法、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等。我们应当以习近平公正司法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抓好改革的关键环节和关键问题,实现公正司法。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试论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具备的基本特征.实现依法行政首先要强化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是行政管理活动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它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权力机关依照法定职权监督行政机关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尚需不断地改革和完善.     

论警察职权的重新配置——兼与“警察权的支解与让渡”一文作者商榷

警察权力与警察职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警察权力属于国家权力,不可分割、“支解”,也不能让渡;警察职权是国家通过立法授予警察机关的,也不存在让渡问题。重新配置我国人民警察职权,需要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去实现;必须坚持“依法规范”原则;要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弱化行政审批,放宽行政准入;在着力解决“分权”的同时,还必须贯彻“制衡”的原则。     

警察职权的明晰化与合理化

警察职权的明晰化和合理化是保证警察职权有效运行的基础。警察职权的明晰化和合理化必须以警察职能(任务)为依据,以法治为途径。警察职权的明晰化主要通过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边界的勘定、警察权力与其他政府权力边界的明晰、警察延伸职权的范围界定和警察机关内部权限范围的明晰化实现;警察职权的合理化主要通过警察职权的社会化改造和司法化改造实现。     

在规范与非规范之间寻找平衡——人民法庭职权优化之进路

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院是我国重要的司法机构，其职权配置的效率直接关系着我国司法职权之优化配置。以十七大以来司法改革理论为背景，从典型的案例观察入手，以内在的视角对人民法庭的职权运行模式进行分析，并通过个案形式对“纠纷解决”模式的原因展开探析，结合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导向，提出优化人民法庭职权配置的建议。     

公共权力异化的内在矛盾机理探微

公共权力的异化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它的深层根源是公共权力的“所有权”与“行使权”的分离;导致公共权力异化的内在条件是“职权”脱离“职责”;造成公共权力异化的外在条件是“行使权”与“监督权”的不对称。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出路,必须从“职权”与“职责”的统一入手,均衡“行使权”与“监督权”的张力,完善社会监控体系。     

从权力结构要素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配置

当前检察权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监督职权的内部结构性权力配置不合理.从法律监督权运行流程来看,其结构性权力应包括知情调查权、案件程序决定权、纠正违法和责任追究的程序启动权以及预防犯罪检察建议权四项.强化四项结构性权力配置,是充实检察权的一个重要立法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