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的认定与审查体系建构

没收违法所得是指行政机关将行为人因违法而获取的经济利益收归国有的处罚方式。大部分现行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但违法所得的内容和范围未明，以及明确认定标准的阙如，造成实践中没收违法所得的操作不易。没收违法所得通常处于附属地位，并未发挥立法者所预期的功效。在实务中，行政机关将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与违法所得定义混同，导致司法机关在实务中无法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发挥应有功能，无法形成较为统一的裁判标准以实现类案类判。为回应上述现实困境，此次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重塑没收违法所得法条构造。因此，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应以“总额原则”作为认定基本原则，限于积极经济利益，应当扣除行为人已缴纳税费，且应进行合理推估。应当从行为前提、所得人、标的、违法所得范围、已实际退赔份额的排除和处罚效果等六个方面建构没收违法所得审查体系。     

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中“违法所得额”不应扣除成本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立案标准的决定》中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违法所得(即销售收入)……”。而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规定的‘违法所得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获利的数额。”按高检院的解释,计算违法所得额不须扣除成本,而按高法的解释则须扣除成本,只计算纯利额。笔者认为: 高法对“违法所得额”的解释脱离了实际,不利于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犯罪,而高检院的解释才是切实可行的。其理由有三:     

浅析“违法所得”

浅析“违法所得”朱连关，成秀芹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２日通过的《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和１９９３年７月２日通过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中，均规定“违法所得数额”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而对于“违法所得”的涵义未...     

论我国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经第二次修正后已正式颁布，该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第五编第三章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简称“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本文将结合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阐述增设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总结和归纳我国违法所得特别没收制度的主要特点，并对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制定实施细则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从实例谈扣押款物中违法所得的辩析

检察机关作为执法部门，扣押款物的管理是办案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或者退赔……”实践中，被扣押的款物在相当多的情形下并不完全为违法所得，由于诸多因素，检察机关普遍存在轻视“违法所得”处置的倾向．使得处置违法所得（包括追缴和最终处理）出现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在法律上，“非违法所得部分扣押款物”的归属不仅缺乏界定的标准，而且相关处置程序以及其执行机关也有待进一步明确。     

浅议行政立法中违法所得的确定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违法所得没有统一权威的界定，导致执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和把握，甚至出现过罚不当的现象。本文旨在通过对违法所得立法现状和有关问题的分析，对违法所得立法模式进行初步构思，明确违法所得范围，以期对政府立法实践提供参考。     

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违法所得”的确认

＂违法所得＂是知识产权刑法及司法解释中的常见词语,但理论、实践界对＂违法所得＂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将其与＂销售金额＂联系起来,有的认为是扣除一定成本的利润;就是利润本身也存在不同的解释,如销售利润、净利润等。法律上的不确定给侦查办案增添了难度,因此,在法律层面必须明确＂违法所得＂的真正内涵,在不同案件中的具体核算方法。公安机关办理相关案件,取得＂违法所得＂证据的过程中,要重点注意现场处置;有价值会计资料信息提取;针对性的讯问及从交易双方获取＂违法所得＂记录等等。     

职务犯罪违法所得追缴问题研究

追缴违法所得是查办职务犯罪刑事案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我国目前规范职务犯罪违法所得处理的规定因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导致在司法实务中呈现出不规范的混乱局面。在探析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的概念和界定等法理权源的基础上，理性分析司法实践中追缴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的具体模式及其内陷性缺失，并就如何重新构建我国职务犯罪违法所得追缴工作机制模式进行粗浅的思考，以期对进一步规范检察工作程序，提高职务犯罪办案质量，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有所裨益。     

涉走私洗钱犯罪行为辨析

司法实践中对于涉走私洗钱犯罪的认定标准多样，准确认定涉走私洗钱犯罪需着重把握两点：一是把握违法所得的核心要求和走私行为的违法本质，准确认定涉走私洗钱行为对象，特别是明确走私违法所得的范围，走私普通货物的违法所得为偷逃的税款，走私禁止类货物的违法所得为货物本身；二是把握洗钱罪的掩饰、隐瞒核心特征，准确适用洗钱罪名。     

"违法所得"探析

"违法所得"这一法律术语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事实、情节的认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违法所得"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着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处理。在刑法中,应当将"违法所得"解释为违法行为获利数,不仅符合立法文字原意,而且实践操作可行,不影响经济法、行政法与刑法对非法利益认定处理的合理有效衔接,并且刑事司法实践也逐渐认可了这一点。     

没收潜逃贪官违法所得程序的标本意义与不足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这是在8月24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特别程序中，专门新增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论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司法认定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生效实施以来，司法机关依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启动追赃诉讼的司法实践并不理想，主要问题在于该程序在立法设计上存在一定缺陷，相关司法解释未能全面领会把握该项立法的本意，并在诉讼证据标准等方面的司法认定上设定了程序性障碍。本文试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受案范围受到限制、立法未赋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参与诉讼权利、严格的刑事证据标准导致多数追赃案件无法启动特别程序、我国法院作出的没收裁决难以在外国得到有效执行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针对司法认定中若干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立法和司法完善的意见，包括对“逃匿”情形作立法和（或）司法上的扩大解释；赋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中参与诉讼的权利；完善公告境外送达的司法协助程序，健全我国生效的没收裁定在国（境）外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刑事司法协助诉讼机制；证据标准参照民事诉讼“优势证据”原则；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慎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治非法出版物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对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明知出版物中载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而予以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传播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或者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所列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     

行政处罚中的违法所得研究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立法中,存在大量的以违法所得为基数的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规定,但从未有对违法所得作过直接的界定,而对违法所得的错误解读又造成了立法的混乱和执法的困惑。文章在梳理我国违法所得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违法所得的内涵及其特性,对我国现行违法所得立法模式作了深刻的反思,并主张引入涉案金额的概念来重新建构我国的违法所得立法,剥离违法所得与行政处罚之间的直接联系。     

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司法判断规则研究

违法所得是影响内幕交易定罪量刑的重大要素,但法律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原则性、判例的实践争议性及资本市场刑法理论解释能力的有限性,共同决定了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司法判断规则亟须完善。内幕信息公开后,市场价格客观出现了与信息内涵相应方向的价格波动,应推定信息与价格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以内幕交易者实际实施的相关平仓价格水平作为计算违法所得的基准价格;内幕信息与平仓价格水平无关,交易所得是受外部市场介入因素影响的,应当排除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认定或者扣除相应数额;未完成平仓或者意图规避损失的内幕交易,其违法所得属于法律拟制的犯罪结果,应根据内幕信息与市场价格关联性、持仓水平、规避损失等具体要素进行司法核定。内幕信息传递的违法所得,应当根据信息价值是否通过他人金融商品交易行为转化为信息传递者的个人经济利益予以核定。     

违法所得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是指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的简称,在诉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立法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的概念不清、主体不明、数额计算不统一以及程序设计不完善等。因此,有必要对违法所得问题展开实体与程序全方位的研究,完善违法所得的处理机制。     

论刑事违法所得没收的本质、内涵与计算方法

我国刑法中违法所得没收的本质应通过个别化思维解决:对犯罪行为人违法所得的财物没收属于保安处分,对涉及第三人财产权利的违法所得财物没收属于恢复犯罪行为前财产秩序的独立处分措施.违法所得的内涵不仅包括通过违法行为直接取得的财物,也包括违法所得直接产生的非经营性和非劳动加工收益.违法所得没收的计算应扣除其中的支出或成本.     

试论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违法所得”的量化——从一个违法销售医疗器械案中说起

＂没收违法所得＂是《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行政处罚的主要罚种,但是对于违法所得如何量化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均存在争议。因此,文章从一个违法销售医疗器械案出发,通过对现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违法所得量化存在的不足进行剖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从而为正确地适用违法所得,有效打击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的违法行为提供理论的借鉴。     

贩毒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相关问题探析

司法实践中，贩毒案件违法所得数额认定有时会出现争议。违法所得数额在购毒者把毒资交付给贩毒者时即已确定，不受贩毒者后续处置行为的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应贩毒者所贩毒品数量的附加惩处。成本本应是认定所得数额的重要因素，但犯罪成本因受犯罪行为和资金的非法性影响而丧失合法性，因而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毛利原则比纯利原则更合理。从宏观的贩毒链条共犯关系看，从在案贩毒者处连带没收购毒者支付的毒资总额，是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另一途径。我国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用于强化毒品犯罪打击效果的扩大没收则制度，进一步完善、优化现行的刑事没收制度。     

刑事违法所得的界定与追缴程序之完善

本文指出违法所得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面对司法实务中认识和操作上的困惑,有必要引入＂刑事违法所得＂这一概念以对这一类问题进行规范和研究。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有必要明确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在相应诉讼阶段中追缴一定范围内刑事违法所得的权力,以进一步完善有关刑事违法所得的追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