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益视角认识和应对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利益分化过程中人民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未获有效调控的集中表现。消解这一问题,从利益表达的视角看,应该加强利益主体利益表达的合法性教育,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健全利益表达主体,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从利益综合的视角看,应该坚持利益和谐原则,防止利益综合两极化,运用进取性综合结构加强社会动员和协调,增强党和政府的利益综合能力。     

关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几点思考

核心利益是国家利益结构中次序优先、关系全局、不容挑战和面临威胁的利益。核心利益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既有稳定性也有变动性。人们对核心利益的认知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不能将核心利益当成一般利益,从而忽视对核心利益的维护,也不能将一般利益随意上升至核心利益,造成在维护国家利益上避重就轻;在强化核心利益意识的同时,必须立足本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判断和界定国家的核心利益;在保持国家核心利益内涵基本稳定的同时,还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步、适时对核心利益作出调整;统筹考虑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让主观认知的结果更加符合客观现实。     

论我国合同法对可得利益的保护——以《合同法》第113条为视角

合同一方违约,使得合同相对方之利益遭受损害损害利益包括积极利益和可得利益。因积极利益一般比较容易确定、原告比较容易举证之特点,《合同法》对于积极利益之保护比较全面。由于可得利益,是未来可能得到的利益;同时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双重属性;某些情形,有签订之合同不相关因素介入,而立法上,对于可得利益之保护有限;现实中,原告举证也比较困难,取得可得利益,常常需要具备各种要件。     

论当前我国利益共享的机制障碍及其调适

利益共享机制主要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等,利益共享的实现有赖于这些机制良性有效的运转。当前,在这些机制中还存在着不利于利益共享的诸多缺陷与障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必须加以调适,从而为实现利益共享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

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是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维度。在转型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的利益格局持续变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的方式异彩纷呈。在变化与多元的现实中,透过表象揭示乡村利益传输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而解析乡村利益政治过程的内隐机制,是正确理解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     

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从利益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上看,个体利益的追求史促使民法的产生与完善,而社会利益的追求史促使经济法的产生与完善。社会个体在追求利益时出现了冲突,从而希望有固定的规范来予以协调,民法便是保障个体利益的法律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利益的追求达到一定程度后,新的社会利益诉求的出现,必将产生经济法作为保障新诉求社会利益的实现;在法律体系中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背后暗含着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利益满足分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与其利益的满足息息相关,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对农民的政治认同发挥作用,其中经济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物质前提,影响政治认同的状态;政治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民主基础,影响政治认同的形成方式;文化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影响政治认同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的政治认同达到一次高峰,根本原因是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需求会逐渐提升并在影响农民政治认同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进程中的利益冲突与制度协调

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利益追求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有利益追求,就有利益冲突,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人们对利益追求及冲突的认识是不同的。传统社会通过人性的教化贬低利益追求以求消灭利益冲突,现代社会承认利益追求并通过制度协调来维护和保障正当的利益追求。通过理性的制度协调,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在利益追求方面有更强的保障能力,在利益冲突方面有更强的负荷和协调能力。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同时也是外交政策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邓小平是新中国领导人中明确提出应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出发点的第一人。他认为 ,国家利益是一个由各种利益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 ,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是其中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利益 ,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为了实现这一国家利益 ,我国必须采取坚定而又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 ,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外交政策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用民法中的法律方法浅析“五月花”案

"五月花"案通过利益衡量兼顾双方利益,实现司法效果的统一。本案中的法律关系、请求权基础、利益衡量成为法律方法中可以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文将运用存在于民法中的法律方法即法律关系分析法、请求权基础分析法、利益衡量分析法进行分析,探讨本案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

农村民主的发展是党的利益代理动员和农民的利益考量回应之间结构性紧张的产物。通过以农民利益作为动员资源进行乡村社会的现代国家建构,虽然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政治体制,但却始终面临忽视甚至违背农民自身利益诉求和表达的危险。农村民主则是有效沟通党的利益代理和农民的利益考量之间断裂倾向的重要机制,因而具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确定利益边界的年代

众所周知,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是转型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随着利益多元格局的形成,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就会日益凸显。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增量做起,新的利益是从旧体制的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由此产生的利益矛盾主要就是增量对于存量的冲击,比如民企之于老国企,体制外的体力劳动之于体制内的脑力劳动,经商群体之于公务员     

利益博弈失序,如何消除?

<正>市场经济改革走到今天,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而且,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个体开始结成利益集     

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探析

中国海外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中国海外利益也成为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法律、经济、军事手段,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然而,政府主导型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也存在资源有限的问题,所以,拓宽海外利益保护思路,充分利用行业协会、华人华侨社会网络以及民间组织,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是当世之需。     

论宣告死亡后婚姻关系的效力

自然人宣告死亡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被宣告死亡者和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基于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偏向于民事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利益,忽视对另一方主体利益的保护。在婚姻法律关系上,更要注重主体双方的利益平衡,在保护一方主体利益的同时,也要对被宣告死亡者的利益加以保护。设计法律制度时要考虑在各种情况出现时应如何兼顾相关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考虑,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以免有失公平,做到合乎法律规范范围内的意思自由、利益兼顾、权利平等,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精神。     

非公有制企业劳动者权利的法律思考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但非公有制企业劳动者的权利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和维护,反而存在着权利缺位、弱化的现象。究其原因,是企业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且处于优势地位、劳动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处于弱势地位、政府作为第三方制衡能力有限。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通过制定利益的法以整合劳资利益,推行利益的法以调整劳资利益,架构合理的利益格局以平衡劳资利益等各种途径改变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使劳资关系由对抗走向合作,并最终实现劳动者权利的维护。     

中国大外交:格局、利益和环境的变化

60年的中国外交,在外交内涵与体系、国家利益的认知和国际环境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小外交变为大外交,从政治军事利益为主变为拥有全球性广泛利益的利益体系,国际环境从被动、不利到逐步改善。     

“既得利益”的演变

今天说政府部门利益开始具有既得利益的性质,并不是说哪个官员群体已经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而是由于政府部门体制原因,造成改革的裹足不前。碎片化的政府权力,是无法真正维护公共利益的,而只能是部门利益博弈以及部门利益和权贵利益结合的土壤。     

对社会利益在经济法中独立价值的新思考

本文主要对经济法的整体性理论原则即社会利益问题进行分析与探究,通过从元理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定性问题、方法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经验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问题入手,并结合概念分析法、经济学相关原理等方法,旨在说明社会利益原则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理念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     

未成年人利益优于社会利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以澳门地区为例的分析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教育、感化、挽救”是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内容,其贯彻落实必然涉及双向保护原则,即平衡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关系,实现两者兼顾。我国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护为主要特征,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核心。大陆应借鉴之,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第一、教育第二、惩罚补充的原则”,如此才能使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天平相对平衡,使未成年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