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应当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作者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16年,曾审判少年犯650余名。审判实践告诉我们:家庭教育的不当和环境的不良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本文注重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数据的援引,从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误区入手,分析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阐述问题家庭给子女健康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发挥家庭教育职能作用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性。文章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以德育人,父母应当注重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优良品行;还要做好家庭的法制、心理教育,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并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配合,才能有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构建青少年犯罪预防体系的思考

一、改善家庭环境强化家庭的教育功能(一)提高家长的自身素质。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摇篮,又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在以父母占主导地位的启蒙式家庭教育中,教育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于父母的素质。要塑造具有良好素质的青少年,首先必须提高父母的素质。父母应自觉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身作则,正确履行教养子女的责任。要充分发挥家长学校的作用,让青少年家长接受有关家庭教育学、青少年心理学、青少年犯罪预防学等方面的知识培训。(二)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父母的教育观念是否正确、教育方式是否得当,对于教育结果会产生很…     

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一个动态的社会问题，是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近百年来，在探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虽然学说林立、观点纷呈，但大多忽略未成年人犯罪成因中“母亲素质”这个因素。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母子之间往往共同参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形成一方施教与一方受教的社会化过程，其中母亲素质的高低，作用举足轻重。母亲不良言行的引导会直接影响孩子不良行为产生乃至出现犯罪行为的苗头。深入探讨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强化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     

家庭教养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特征差异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近两年数量增加,并且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趋势。而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因素的关系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中家庭教养与未成年人犯罪联系紧密。以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与亲子关系量表为基础,分出专制型家庭、溺爱型家庭、冷漠型家庭与矛盾型家庭四类不良家庭教养方式。从家庭教养与其他因素对犯罪人格形成的影响两方面入手,综合分析这四类家庭教养角度下未成年人犯罪特征差异。为防治这四类家庭教养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可以通过促进家庭教育立法、实行家庭监督问责制度、加强对监护人的法治教育和加强政府、学校对未成年人家庭的关注的对策,更有针对性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重庆沙坪坝预防青省年犯罪从家庭做起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深入该区詹家溪街道社区，开展“关心下一代从每个家庭做起”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活动，向30余位单亲家长以案说法，分析单亲家庭子女犯罪的原因，说明家庭教育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第一防线的重要性，受到家长们的欢迎。据悉，去年该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达200余起，涉案未成年人达到300余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单亲家庭子女。     

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探析

当前，研究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从父母离异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联性分析来看，父母离异给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严重创伤；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犯罪率高有目共睹；父母离异使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缺失、生活失去原有的稳定状态；父母离异后出现的再婚重组家庭，使得未成年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其一时难以应付。此外，导致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父母离异给未成年人造成心理创伤是内因和主要原因，但还有诸如生理变化影响心理、“疾风怒涛”的特殊心理以及学校教育不当和社会不良环境影响等外因。     

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及对策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对象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家庭对未成年人承担着抚养和教育的职能。统计分析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2010—2012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情况与特征，从家庭的视角出发，考察不良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提出减少不良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成长影响的对策建议，包括改进家庭经济状况、改进家庭监护和改进家庭教育方式。     

城市闲散未成年犯的家庭教育方式反思

本文运用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资料,通过与城市普通未成年人的对比,对城市闲散未成年犯家庭教育方式与教育效果进行了分析。指出父母在教育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催化了孩子不良心理和行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父母并不具有帮助孩子和改变孩子不良心理和行为的能力。提出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尤其是学校、社区、司法部门要对问题家庭进行有效干预,制定相关法律等建议。     

试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预防

家庭结构、家庭气氛、家长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教育方式与未成年人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家长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教育子女的能力,有关方面应重视对婚龄期男女的教育,提高婚姻的质量,减少单亲家庭的数量。     

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分析及预防对策

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因为家庭结构缺损或变迁、家长综合素质低下，家庭教育方式失当容易导致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产生各种问题，引起违法犯罪行为。文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     

The Welfare Effects of Balance of Payments Reform: A Micro-Macro Simulation of the Cost of Rent-Seek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methodology for analysing the effect of balance of payments liberalisation on measures of poverty and distribution and applies it to the case of Jamaica in the 1990s. The methodology consists of a macro-micro simulation in which a CGE model provides labour market outcomes, which in turn are used to manipulate the sectoral allocation of employment to generat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new labour market outcome. In the application to Jamaica, we find that the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way from rent-seeking activities in the presence of exchange controls is significant and has larg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pening up of the current account has little effect on poverty, but liberalisation of the capital account reduces poverty, especially amongst the very poor. Neither policy change taken separately, n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has more than a negligible effe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