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答辩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庭审中适用的几点思考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相对于成年人而言,更具有其特殊性,所涉及到的量刑因素,除法律规定的以外,还涉及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等,也较成年人更复杂,量刑幅度较成年被告人更不好把握；同时为了有利于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较高。如何在量刑及适用刑罚上更有利于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是值得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庭审中适用量刑答辩,既必要,也可行。     

加拿大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及其借鉴

加拿大通过《青少年刑事司法法》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是对《青少年犯罪法》的改革与发展，其中的量刑基本准则和量刑考虑因素，为少年法庭适用刑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审前报告引入量刑辩论程序以及多方参与的量刑会议，则有助于法庭决定公正、恰当的刑罚。在新的量刑制度规范下，非监禁刑在量刑时得到普遍适用，犯罪少年被处以监禁刑的比例明显降低。这种以平衡犯罪少年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保护的量刑制度安排，对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市削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适用的实证分析与展望——以S市A区人民法院2011-2015年审判实践为样本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有效预防、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构建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犯罪特征,且利于未成年犯改造的刑罚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历经多年实践,监禁刑的种种弊端逐渐显露,我们愈发倡导对未成年人扩大适用非监禁刑,使其能够在社会化的大环境中接受教育和矫正.但是,由于少年司法理念偏差、立法缺陷、制度不足等原因,未成年罪犯非监禁刑的适用依旧存在诸多不完善.为此,以S市A区人民法院2011 ～2015年审判实践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适用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原因,并对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适用提出建议和对策,可以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未成年被告人有效参与刑事审判程序研究

在我国少年刑事司法依附于成人司法体系,少年刑事案件沿用成人审判方式进行审理。由于并未真正注意到未成年被告人的现实需求,未成年人参与审判的"有限性"成为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以未成年被告人的受审能力为切入点,明晰"有效参与"审判的含义并确立相应的程序标准,进而比照这一标准对我国未成年被告人参与审判实践进行经验考察,探索从"有限参与"到"有效参与"的路径选择,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走向综合保护的关键。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公平性若干问题研究

在非上海籍未成年人已成为上海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客观状况下,司法过程中体现出的非上海籍未成年罪犯缓刑适用率低、法定代理人出庭少及社区矫正落实难等突出问题已难以回避。本课题从刑罚的适用、诉讼权利的保障及刑罚的执行方面,对非上海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提出建议和对策,以期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司法处遇上的平等对待。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对话会——从“一纸协议”到恢复、治疗、协商并融

少年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服从刑事审判工作全局,也要充分体现少年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专门性。所以,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过程中,应当秉承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全面保护”的司法理念,建立并利用未成年当事人面对面和解对话会这一模式,在积极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彻底回归社会,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目的和价值。     

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化理念与实现

监禁处遇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而言更意味着消极性，而不是积极性。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尽量避免监禁，已经成为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共同的理念。非监禁化应当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审前的非监禁化、刑罚选择(量刑)的非监禁化(包括监禁刑的避免适用和虚置)、刑罚执行的非监禁化(行刑社会化)。实现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应当推行转处制度；建立健全少年保释制度，提高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率；尽量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和非监禁刑，提高缓刑适用率；行刑社会化，开展社区矫正，在推行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改革中，应当完善风险评估与责任制度，完善非监禁化的社会支持系统。     

浅议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罚金制之强化适用

罚金是一种重要的财产刑。随着刑罚轻缓化、非监禁化的刑法改革的世界趋势以及人们观念向轻刑化、现代化的转变,作为短期自由刑替代物,罚金刑被各国日趋广泛地应用。鉴于罚金刑经济性、开放性、匿名性等优点,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强化适用之,不仅符合教育、感化、挽救、改造的司法政策,也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发育规律。     

未成年人罪犯的社区矫正浅析

社区矫正作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举措,相对于监禁刑具有较大的优势,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在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刑罚模式的距离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刑事司法体系日益完善、司法行政体系日益健全,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司法权益保护实证研究——以山东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为例

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司法权益是少年司法的基本要求。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对目前司法实践中未成年被告人诉讼权益的保护现状及未成年被告人对司法权益的心理预期及其现实感受进行了实证调研，指出当前未成年人司法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急剧上升的原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的研究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山东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为切实掌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笔者通过调查山东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女子监狱、少教所等有关机关和单位，并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组织了对在押1600余名未成年犯的大型问卷调查活动，对2001年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了专门调查，现将有关调研结果情况汇总如下：     

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影响

当今国际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快速发展。国际社会称之为发展中大国的崛起。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