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分析

量刑程序是指与定罪程序相对而言的,在刑事诉讼中用来解决如何对被告人裁量决定刑罚的所有程序和制度的总称.在法制日益健全的当代社会,阳光司法呼声日益高涨,随着刑事庭审改革方式的日益深入,构建独立量刑程序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为独立量刑程序具有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双重功能,有助于正确量刑,维护被告人正当权利.     

多方参与下的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

在当今的量刑程序模式上,存在着英美法系定罪量刑阶段二元化的独立量刑程序模式与大陆法系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混合量刑模式。近些年来,在两大法系融合日趋明显的背景下,大陆法系国家量刑程序模式也出现向独立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我国量刑模式一直采用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随着社会刑罚价值理念的变迁、量刑观点的转变以及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日趋完善,量刑依附于定罪混合模式的缺陷日益显现,量刑程序     

量刑辩论纳入庭审程序的经验与反思——基于司法实践的样本分析

一、引言准确定罪．精确量刑．是国家发动刑事诉讼的司法追求。刑事裁判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部分．分别对应于刑罚的罪刑法定及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题中之义。纵观各国量刑程序．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分离式定罪量刑程序．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体化定罪量刑程序．都力图通过控辩双方的有效辩论来实现量刑程序的公开公正。在英美国家,刑事审判设置了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包括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被害人和中立的社会调查机构都充分参与并影响干预法官的量刑决策过程。而在大陆法国家．     

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与刑罚效益关系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长期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职权主义色彩,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参与度低,其对最终裁判的影响亦极其有限.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诉讼模式之下,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呈现出书面化的特点,其求刑行为具有极强的国家化特征.而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参与量刑程序,有利于推进我国恢复性司法构建,对法官量刑裁量进行合理制约,提升刑罚效益及裁判的可接受度.本文以程序参与和刑罚效益的双优化为目标,提出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的具体模式构建.     

自由裁量权的程序规范化研究

在当今的量刑程序模式上,存在着英美法系定罪量刑阶段二元化的独立量刑程序模式与大陆法系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混合量刑模式.近些年来,在两大法系融合日趋明显的背景下,大陆法系国家量刑程序模式也出现向独立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我国量刑模式一直采用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随着社会刑罚价值理念的变迁、量刑观点的转变以及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量刑程序的正当性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的可行性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的制度条件，而只能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即在法庭审理的主要环节，将定罪与量刑活动相对分离。在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时，应当注意处理好量刑建议与量刑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浅议我国量刑程序的诉讼化

量刑适当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追求的刑罚正义的基本要求。由于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实行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量刑问题长期以来未被足够关注,量刑公正程序受到忽视。因而,有必要从我国现有量刑程序的问题着手,以量刑程序诉讼化的公正价值为归宿,完善我国量刑制度的诉讼程序。     

量刑的规矩:对罪犯的刑罚是怎么确定的?

在确定犯罪成立后,为了使罪犯承担法律后果,就要对其判处刑罚。对犯罪适用具体刑罚的活动就是量刑。量刑只能由法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其他机关或者法院未经刑事诉讼程序都不能对罪犯量刑,而且量刑只能在犯罪成立之后进行。总之,没有定罪,就不能量刑。     

构建中国的量刑建议权制度

在现代刑事诉讼理论中,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核心,求刑权既包括定罪请求权,又包括量刑建议权。无论是在刑事法律的立法规定上,还是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务中,我国检察官在刑事案件求刑权的行使过程中,凸现的还只是定罪请求权,刑事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诉讼实践中也没有行使本体意义上的量刑建议权。在构建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法治视野中,必须对检察官求刑权予以扩张和规制,设立与现代刑事诉讼相适应的检察官量刑建议权。     

量刑中的自由裁量与程序规制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实现个案公正,但必须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方面对量刑自由裁量权加以规制。目前,量刑程序的完善与否已成为攸关量刑规范化改革成败的关键。构建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应坚持定罪与量刑的适度区分,确保量刑公开、透明,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量刑辩护权,注重从庭审前程序、庭审程序和庭审后程序三个阶段加以完善。     

试行量刑程序 实现“阳光量刑”——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试行量刑程序的实践

长期以来，受“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等传统刑事司法观念的影响，审判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定罪问题较为重视，定罪要经过严格的审理程序并在控辩各方的参与下进行，而量刑问题则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往往是由法官或合议庭在办公室或合议室进行“后台处理”，由此导致量刑结果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二五改革纲要”中提出要“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以此为契机，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开始对量刑程序问题进行探索，并出台了量刑程序规则。     

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当下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同时存在,假定一起故意伤害刑事案件发生后,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被告人应当定罪量刑,但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当事人双方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并没有对其进行定罪量刑,甚至没有进入国家刑事诉讼程序。那么,罪刑法定与刑事和解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与统一？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国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设计与构建

一、构建我国量刑程序的基本思路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因此本文拟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标准,将量刑阶段与定罪阶段的关系二元化——定罪阶段与量刑阶段的分离模式与合一模式。前者是指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在程序上分开进行,在确定被告人的行为已     

论刑事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

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对解决我国刑事审判上的量刑失衡具有重要意义。进行量刑程序改革,构建独立的量刑程序,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本文对此提出了一些设想。     

量刑庭审程序的制度建构

量刑程序是实现量刑公正的程序进路，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继承了大陆法系传统，将定罪和量刑混合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重定罪轻量刑的认识误区。英美法系国家独立的量刑程序对我国量刑庭审程序的建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在我国现有司法资源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庭审程序才是理性的选择。     

浅析犯罪中止中的部分中止

部分中止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但是否承认部分中止的观点尚不统一。本文认为应当站在结果无价值的立场上承认部分中止。部分中止成立需要符合时间性、自动性、有效性。成立部分中止对于没有造成损害的,应按基本犯罪定罪量刑;造成损害的则应比较基本犯的法定刑与加重犯减轻后的法定刑定罪量刑。     

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

与以犯罪行为为导向的定罪程序不同,量刑程序是一种以犯罪人为导向的刑事诉讼程序,因此,为实现准确量刑,量刑前对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尤为重要。我国少年司法改革对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启动与实施、内容、调查程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成熟经验。未来,我国普通刑事诉讼中量刑程序的改革可以从少年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以及其衍生制度中汲取经验。     

论我国的量刑证据

我国存在着定罪与量刑不分的传统,量刑公正常常被误认为只是实体公正的问题,证据规则相当大程度上也以定罪证据为中心。随着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确立相对独立的量刑证据规则,对于保障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乃至程序的公正至关重要。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完善

在司法审判中,我国普遍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量刑的轻重关系到是否真正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我们要树立定罪与量刑平衡的观念。本文从我国现行的定罪量刑程序出发,分析了其不足,构思了我国的量刑程序应使用的模式,论述了相对独立的量刑诉讼模式中诉讼当事人应该充分参与,以及这种诉讼模式中的证据适用等问题。     

区际追赃合作中的独立财产没收北大核心

独立财产没收,是指一种独立于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刑事诉讼程序而存在的专门针对赃款赃物等财物的没收制度。世界各国和地区法律对独立财产没收制度的规定不尽相同,但都包括这些基本内容:对物不对人、不以对被告人定罪为前提、适用相对于普通刑事诉讼更为宽松的证明规则、注重保障第三者或者无辜者的权利、有其专门的程序相配套。独立财产没收制度大幅度提升了区际追赃的效率,确立该制度是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需要,我国港澳台地区已有类似的立法和实践。目前,构建我国的独立财产没收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明确适用犯罪类型、适用情形、具体范围、配套程序、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