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苏维埃革命的信号——纪念万安暴动80周年

中央档案馆存有一份署期为“1928年1月到3月”，但无作者署名的历史文件，题目是《江西工农革命的纪录——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万安暴动的胜利》。文件说：“1928年的开始是江西革命最光荣的一个新纪元。霹雳一声，万安县苏维埃政府在全县十余万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之下诞生了”，“万安暴动的胜利，是全省苏维埃革命的信号”，“他不但是万安工农革命胜利的产儿．并且是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为江西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苏维埃革命的局面。”1929年3月，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把万安建立苏维埃之事，与广东的海陆丰、琼崖．湖南的醴陵．湖北的黄冈等地的苏维埃相提并论．万安暴动为党中央所关注，为全国人民所瞩目。     

湘鄂西苏区的廉政建设

60年前,当湘鄂西的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刚刚着手建立的时候,贺龙、周逸群等根据地领导人就十分重视苏维埃自身的健全问题。什么是健全呢?周逸群解释说:“这就是苏维埃自身的建设,如清除官僚主义,打击贪污腐化等。”可以看出,所谓建立一个健全的苏维埃政府就是廉政建设。对于廉政,湘鄂西领导人把它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周逸群曾     

“五老“的高风亮节

在中央苏区,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5人是最年长的同志,受到大家尊敬,被称为苏区“五老”。他们中何叔衡年龄最大,可是“左”倾领导者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让他参加长征,而将他留在苏区,结果被敌人包围,跳崖壮烈牺牲。其他“四老”则拄着拐杖走上长征路。周恩来对保卫“四老”的何长工说:“这4位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没事;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你的脑袋。” 苏区“包公”何叔衡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是苏区德高望重的革命先驱,曾担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兼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善于     

谢觉哉洪湖蒙难记

谢觉哉洪湖蒙难记张可荣１９３１年秋的一天，一个身材不高、留着平头、鬓角和八字胡已经花白、略显老态的人，从上海出发，躲过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搜捕，经汉口秘密来到了湘鄂西苏区，在苏区中心监利县周老嘴出任临时省委秘书长，负责主编省委机关报《工农日报》并主持苏...     

方志敏情系红色报刊

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志敏涉猎了许多进步报刊,他经常给《新江西》季刊、《国民日报》"觉悟"副刊等报刊投稿,此后又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先驱》《寸铁》《锄头》《工农报》等红色报刊,这成为方志敏革命思想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平台。《新江西》季刊是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南昌文化书社和《新江西半月刊》是方志敏大革命时期在江西点燃革命之火的阵地;《觉悟》副刊是方志敏早期革命文学的主渠道;《工农报》等苏区报刊成为方志敏探索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主要平台。可以说,方志敏是闽浙赣苏区红色报刊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革”时期的谢觉哉

1965年6月15日的中午,北京前园恩寺的一幢房子里,被人们誉为“革命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正与他的夫人王定国、生活秘书高世文及两个晚辈吃午饭。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谢觉哉对身边的两个晚辈说:“家里的树木不是长得很好吗?干嘛非要砍伐呢?”那两个晚辈就说:“我们自己不砍,别人也会去砍掉的。”谢觉哉说:“哦,你们是怕别人拣了你们的便宜,所以你们就砍！这样对吗?”那两个人听了,都有些不好意思,就说:“您讲的话我们都记住了。”突然,谢觉哉右手里的筷子“啪啦”一声掉在地上一支,左手连饭碗也端不住了。他一下子向右边倒下去,口里不停地流着口水。大家急忙叫了一辆救护车,将谢觉哉送到了北京医院。     

江西苏维埃革命的信号——纪念万安暴动80周年

中央档案馆存有一份署期为"1928年1月到3月",但无作者署名的历史文件,题目是《江西工农革命的纪录——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万安暴动的胜利》。文件说:"1928年的开始是江西革命最光荣的一个新纪元。霹雳一声,万安县苏维埃政府在全县十余万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之下诞生了","万安暴动的胜利,中央档案     

谢觉哉苏区惩贪

1933年11月上旬,时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秘书的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政府机关工作。谢觉哉素来坦率直爽。他见到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便开门见山说：这趟来,时间只有半天,主要是听听汇报,粗略了解一些要点。因此希望能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在谈话中,杨世珠提到成绩滔滔不绝,却闭口不谈存在的问题。还一口一声“老首长”地套近乎。当触及到财经支出帐目时,杨世珠吞吞吐吐,漏洞百出,许多地方总说不清楚。谢觉哉听在耳里,疑在心上,要他列出具体项目,作个详细汇报。中午时分,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长蓝文勋大摆酒席…     

过好生产劳动关(社论)

到工农群众中去,过好生产劳动关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辨别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标准,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知识青年规定的革命化的标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与山东的“王姓世家”

在《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罗章龙撰文写道:陈独秀在建党初期,在给他写过的一封信中说:“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由山东的‘王姓世家’组织。”何为“世家”?《辞海》解释说:“旧时泛指门第高,世代做官的人家。”《中国共产党初创录》中有“陈独秀函约山东的王乐平在济南组织”的记载。王乐平及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王烬美、王翔千均为山东诸     

贺龙的特务队长——吴虎臣烈士轶事

1928年10月的一天晚上,特务(警卫)队长吴富成刚把当天的军务操办完毕,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贺龙就进屋来了。一阵谈笑之后,贺龙拍拍富成的肩膀说:“富成,我想把你的名字改一下,把‘富’字改为‘虎’字。我是龙,你是虎,龙虎在一起,革命无不胜,你看如何?”“好!改得好!”吴富成哈哈大笑,“干脆,把‘成’字改为‘臣’字,今后,我就叫吴虎臣,龙虎一起干革命,消灭敌人     

列宁晚年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原因

列宁晚年十分重视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为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和统一,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费尽了心血,在他的被称作“政治遗嘱”的最后文章中,他要求“把工农检查院变成储备能量的头等的蓄电池。”(《布哈林文选》中册,第357页),并要求以改组工农检查院为突破口,不断完善和发展苏维埃国家的政权体系。列宁晚年为何要把改组工农检查院作为改组整个国家机关的序幕和突破口呢?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列宁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设想是与工农检查院当时的糟糕状况相联系的。工农检查院的职责之一是保证坚定而及时地贯彻中央有关经济和国家管理各个领域里的     

湖南省苏维埃之组织,实由醴陵开始

1929年7月2日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潘心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湖南省苏维埃之组织,实由醴陵开始”。这是合乎历史实际的。早在湘赣边发生秋收起义时,醴陵就出现过县一级的工农政权组织。据《湖南省志》第一卷记载: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9月“12日,克醴陵,缴枪七、八十支。在醴陵     

湘鄂西苏区的两次会议是否贯彻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是何时传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对此至今仍缺乏充分的资料予以证明。因而对于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是否已经开始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说法也就不完全一致了。郭德宏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发表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的演变》一文中,对二战时期土地政策问题进行了诸多论证,认为湘鄂西苏区的两次会议已经贯彻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还有一些同志也持同样的看法。笔者认为这两次会议并没有贯彻六届三中全     

八月桂花遍地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八月桂花遍地开》是一首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的歌曲,影响了几代人.歌曲源自一首大别山的民歌,采用了《八段锦》曲调,原名叫《庆祝成立工农民主政府》,是一首庆祝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的革命歌曲. 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到1931年秋短短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十几块“工农...     

谢觉哉洪湖历险记

1932年6月下旬,蒋介石纠集15万兵力,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大举进攻,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作战略转移。9月,敌人对洪湖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湘鄂西省委政治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谢觉哉等81位来不及转移的红军工作人员,分乘10只小船,躲进青草湖的草丛里,三天没有吃上东西。于是,谢觉哉率领几个人划一只小船出来为大家弄点吃的,不料被敌人发觉,大批敌人跟踪而来,对湖面进行搜查。大家纷纷跳入水中,谢觉哉也跳了下去,他立即把身上的自来水笔、手表、文件等扔到了湖里。不久,他和同船的几个人都被捕了。敌人向他要枪,他回答说:“我是一名教书先生,从来没有带过枪。”敌人便用浆板子打了他一顿,又仔细地看了看他,还真有点像教书的先生,就不再打他了。敌军的一名士兵在他的身上搜来搜去,突然搜到一张来不及扔掉的秘密纸条,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所幸的是,这个士兵不识字,觉得是一张没用的东西,就顺手将这纸条扔掉了。见此人身无分文,遂对他失去了兴趣。     

红二军团南征不是配合红一、三军团二次攻打长沙

对1930年10月中旬红二军团自峰口出击渡江的南征问题,党史界长期以来认为是为了配合红一、三军团二次攻打长沙。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红二军团南征不是为了配合红一,三军团二次攻打长沙,而是为了开辟和扩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1930年9月31日邓中夏给长江局转中央的报告,指出了红二军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将各零星苏维埃区域联系成整个苏维埃区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红二军团前委提出了具体的方案。邓中夏于10月19日在《关于红二、六军的报告》中向中央报告说:10月7日很顺利地占领了仙桃镇,前委“决定不再北进,移师南     

遗嘱中的“学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读介

从1922年12月到1923年3月上旬，病榻之上的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系列深入思考，口述了《日记摘录》、《论我国革命》、《论合作制》、《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5篇文章。学界将这5篇文章称为“列宁晚年思想”或“列宁的政治遗嘱”。     

评吴晗同志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

(一) 继《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之后,关于道德问题,吴晗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题目叫作:《是革命,还是继承?》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原则问题,他究竟是怎样回答的呢? 吴晗同志说:对“旧道德,只能革命”,“彻底地……粉碎它、消灭它”,“而决不可能是什么继承”。我们判断一个人,不仅要看他的言论,更要看他的行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言论上,吴晗同志的这个检查本身就是避重就轻、自相矛盾的,     

红色经典《红灯记》诞生始末

大凡四十开外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当年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时万人空巷的盛况。一场戏在当时何以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这出戏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笔者就《红灯记》诞生的前前后后作一披露。剧本来源和编导、演员的确定《红灯记》体裁最早来自于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1963年3月的一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将中国京剧院导演阿甲叫到自己办公室,交给他一叠稿子,以征询意见的口气说:“这是江青同志从上海拿来的,她建议改编成京剧,你看怎么样?”阿甲接过稿子翻了翻,原来是上海爱华沪剧团根据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