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命题与法律理由的性质:一个反思性的评论

法律理由的排他性与内容独立性是支撑权威命题的基础,也是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与其他法哲学流派相竞争的根据。Wilfrid Waluchow、Heidi Hurd与Larry Alexander对法律理由性质的批评都不足以推翻法律的排他性,但排他性并不必然产生义务,因此既要坚持以法律的制度性为基础的实践权威的特征,又要改进权威合法性的证成模式,使得权威理由能够产生服从的道德义务。法律的规范性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证成问题,民主参与的因素可以把实践权威的排他性与行动者实践推理的内在性结合起来,从而权威可以使服从者产生服从的道德义务。     

法律实证主义的强立场——兼评拉兹《法律的权威》

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拉兹认为有效法律的鉴别标准完全排除道德论证,这就是拉兹的渊源论.渊源论表明所有的法律都具有渊源,渊源论的论据来自权威论.权威以理由为基础,是改变行为理由的能力.法律也要主张权威,法律主张合法性权威是它的一个本质特征.权威性理由是排他性理由,排除了道德因素的可能性,权威论支持了渊源论.权威论受到了来自包容性实证主义者和德沃金的批评,他们的争论共同推进了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研究.     

没有服从义务的实践权威——与陈景辉教授商榷

法律是最典型的实践权威,探讨实践权威的一般性质直接关系到对法律权威和法治的理解。对实践权威的说明需同时协调两个要求：一是解释权威指令的拘束性;二是保证服从权威的理性化。权威的拘束性表现为权威与行动者的不对称,解释这种不对称就是阐述权威来源在提供行动理由上扮演何种角色。由于专家建议既无法加重既有行动理由的分量,也无法通过排除行动者审思的方式改变实践理由,认知型权威不能创造实践差异,所以其对实践权威(拘束性)的解释是失败的。认知型权威的失败“倒逼”服务权威观必须在概念上主张：作为排他性理由的权威指令排除的是理由本身,而非行动者对理由的审思或信念。在理性辩护上,通常证立命题需要维持排他性理由的中介角色,即维护“依赖性理由—正当权威—具体指令”的双层结构。依赖性理由仅在一般证成层次为特定指令提供“内容独立的证成”,但这意味着权威指令再次面临退化成“排除审思之决策工具”的风险。服务权威观面临概念主张与证成论据不匹配的难题,这一难题的根源在于排他性理由作为行动理由的资格与拉兹的外在理由论立场相冲突,因此难题的解决也必须在元伦理学层面完成。     

再论法律解释的目标——德国主／客观说之争的剖析与整合

对法律解释目标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德国方法论学说中的主观说与客观说之争。这场争议的实践意义在于,两者通过排定不同的方法次序在个案中产生不同的解释结果。主观说与客观说各自存在许多支持与反对的理由,在这些理由背后隐藏着相对立的立场。在法哲学的层面上,它反映为权威与正确性的价值之争;在法政治学的层面上,它反映为立法权与司法权之争。一种恰当的整合性理论主张主观说对于客观说初步的优先性,它体现了温和的宪政主义立场。     

为服务性权威观辩护:三个批评及其回应

权威能否正当化是法律政治哲学中既经典又前沿的问题,它可以简单概括为:服从权威意志能否得到道德上的辩护。约瑟夫·拉兹提出的“服务性权威观”对此贡献卓著,同时也饱受争议与批评,亟须澄清和回应。“服务性权威观”的核心理念是:在遵从正确理由比个人自治更重要的条件下,如果服从权威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遵从理由,那么权威就具备正当性。有关的批评理论主要有制度性权威观、责任性权威观和程序性权威观,但是制度性权威观错误地将权威的本质视为制度性的,责任性权威观难以在责任与权威两者之间建立概念联系,而程序性权威观主张民主程序具备内在价值并不成立,民主只具备工具价值。因此,以上三种竞争性理论均未成功,服务性权威观仍旧得以捍卫。且经由这些交锋和反思,反而揭示了服务性权威观解释力的整体性与灵活性。     

法律权威与行动理由——基于拉兹实践哲学进路的考察

权威可以分为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事实权威与合法权威,拉兹讨论的是合法的实践权威。权力与承认这两个概念都无法有效地界定合法的实践权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拉兹的实践权威理论批判性地借鉴了权力论的分析模式并用行动理由作为基本分析概念。法律主张合法权威是法律的一个本质特征,法律规范也是一种强制性的行动理由,即一种内容独立的排他性理由。     

权威、共同善与内在观点——菲尼斯的权威论及其与法实证主义的区分

菲尼斯同哈特、拉兹等实证主义论者一样认为权威是一种内容独立的排他性理由,在概念上排他性理由构成了权威的核心意义。但是,菲尼斯认为,排他性理由要具有规范性必须具有某些实质性的内涵,从规范存在("是")推不出"应当",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权威必须是道德权威。所以行动理由要安置共同善,法律要体现实践合理性的要求。这些理论主张在方法论上源于菲尼斯对哈特"内在观点"所做的古典自然法的重新阐释,即强化了内在观点,并对行动者与法律都作了更为严格的限定。由此,菲尼斯与法律实证主义论者关于权威论在理由的内容、就法律与权威所做的关于法律性质的判断以及判断的方法论(描述性法理学与规范性法理学)等方面都存在着细微却根本的差异。     

拉兹的法律权威论

渊源论和法律权威理论是拉兹法律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者是其法律分析理论的基本立场 ,而后者则是他研究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结合点。他提出了服务性权威观 ,认为权威的作用应该在于为被统治者服务 ,法律的权威作用则在于仲裁与媒介。最后 ,本文分析了拉兹法律权威论的政治伦理与道德价值背景。     

权威命题与来源命题——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的一种论证理路

来源命题(the sources thesis)指的是法律的存在及内容完全是一个社会事实问题,拉兹用来自权威的论据(即法律必然主张合法性权威)来论证这一命题。同时拉兹也以权威论据批判德沃金的融贯命题和Coleman的道德安置命题(moral incorporation thesis),并最终表明,来源命题是唯一与权威论相符合的理论主张。     

法律论证中的权威与正确性——兼论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法律论证既需要运用权威理由,也需要运用实质理由来证立法律命题。法律渊源是最重要的权威理由,它通过说明法律命题之来源的方式来证明后者的初步有效性。制定法与先例构成了法律论证之权威性框架的主要部分,制定法属于规范权威,而先例属于事实权威,它们在司法裁判中一般只需被指明。同时,法律论证的正确性宣称决定了法律论证也必须运用有效的实质理由,即对法律命题内容的正确性进行证立。这种论证既可以是法律体系内的论证,也可以是超越体系的论证。法律论证旨在于平衡权威与正确性,其中权威论证具有初步的优先性但并非不可推翻,权威性的强度与相关正确性论证的负担成正比。以此来分析,我国的指导性案例介于规范权威与事实权威之间,它的效力是一种"准制度拘束力"。     

法律解释中的意图与权威

在拉兹的权威意图论中,立法意图实际上具有两种功能：不仅可以为制定法提供正当性来源,还能够在具体的法律解释实践中发挥较弱的作用。但这两种功能都有改进的空间。通过区分“具备权威性”和“实现权威性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拉兹主张的“意图关乎正当性”这一结论,实际上是因为“创制意图”与“制定法权威性实现方式”的偶然重合,真正为制定法提供正当性来源的是权威性本身,这使得拉兹版本的权威意图论得以在“权威”的部分变得更薄,以至于能够适用于包括判例法和习惯法在内的所有法律类型。另外,通过论证深层意图应当且能够和最低限度意图共同构成权威意图论之“标准意图”,拉兹版本的权威意图论在“意图”的部分变得更厚,从而使其在具体法律解释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权威与法律的性质

约瑟夫·拉兹在法律性质上的核心看法是,法律必然主张自己是正当权威。但是,由于要在概念上区分权威与纯粹的暴力,所以权威必然是规范权力,而不是物理力量。但是,法律作为事实权威,如果它是规范权力,那么正当权威在概念上就不成立;反之,则事实权威无法区别于暴力。另外,权威所要求的断然性,使得行动者必须以遵从来回应法律的要求,但遵从和一致在外观上无法区分,这就必须动用法律观点,也因此就会区别官员与民众,从而整体上改变拉兹最初的理论设想。     

论法制的权威

本文以现阶段中国达成的关于树立法制权威的基本政治共识为出发点,主要从传统、理由论证以及调整问题的解决这三个层面分析了权威得以形成和维持的条件,概括出以权威制约权力的不同类型和制度设计模式。作者强调,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应该首先理所当然地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调整功能,然后再推动制度化的论证性对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兼有技术调整和意见论证的程序权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的关键,是健全的、稳定的、依法的民主运作机制的核心因素。     

论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威理论

一直以来,法律权威问题作为一个潜在话题存在于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问题的争议中.法律实证主义者在为法律权威寻找经验性基础的过程中,发展出三种不同的权威观,即奥斯丁的"强制性"权威观、哈特的"内在面向"权威观与拉兹的"服务性"权威观.三种权威观体现了法律实证主义权威理论的三个特点,即法律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权威,从"外在面向"权威观到"内在面向"权威观的转向,以及法律权威事实面向与规范面向的结合.     

中国农村法律权威重建的思考

主要通过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实际事例,说明中国农村中现存的一些主要问题。然后通过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回溯以及其同现今治理模式的比较,指出现在农村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以士绅阶层组织的宗族势力为载体的伦理道德权威的消逝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直接干预的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国家政治权威的离场造成的农村权威的缺失。我们需要重建权威,但在现代国家的宪政和法治理念下,我们能够建立也必须建立的新的权威只能是法律权威。而这种法律权威的重建,在现在的农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这种权威。     

烟草专卖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烟草专卖是国家通过制定法律 ,对烟草买卖实行垄断 ,以保证财政收入。《烟草专卖法》和《价格法》是同一位阶的普通法 ,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的理由 ,主张将烟草价格推向市场 ,是不能成立的。这一问题还涉及法律解释的权限、法律解释的效力问题 ,亟需认真研究和对待。     

中国法律之基石:比较法和历史

历史法学派主张法律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产物和表达,也是民族道德信仰的表达。分析法学主张法学是法律的集合,法律是由政治组织社会中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行为准则,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最高统治者。中国法典编纂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现代立法技术和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观念之间进行调和。与其完全模仿或照搬其他国家的法律,不如由法院和法学家们制定具...     

构建当代中国的司法权威

所谓司法权威,就是法律在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得到公民普遍的支持和服从。作为一种制度理性和实践理性,司法权威的确立表明法律在逐步完善,生活中受到人们的尊重、信仰和服从。构建当代中国的司法权威必须强化法治信仰,树立司法神圣的理念;在制度安排上实现司法权的相对独立性;以公正和效率为核心,在实现社会公正过程实现司法公正。     

关于社会公众对法律人信任的探析——以对上海市社会公众的法律人信任调查为基础

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既是建构法律权威和公信力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法治社会化和大众化的关键因素。关系和权威是影响社会公众对法律人信任的两种因素。对上海市社会公众的法律人信任的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呈现出总体高信任且基于关系的信任和基于权威的信任并存的特征,但相比较而言,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更多地表现为关系依赖型信任。就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权威信任而言,其观念基础表现为实体正义高于程序正义,心理基础表现为压力服从高于内在服从。因此,决策部门对于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高信任度应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并应有意识地对社会公众的信任进行管理,以此提升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     

论法之权威与公民不服从

法具有权威性,法之权威具体表现为形式上的政治物理力权威和实质上的社会心理力权威.而公民不服从行为至少具有违法的外观,表面上其与法之权威似乎格格不入,然并非如此.本文将从探讨法之权威与公民不服从的内涵着手,厘清二者间的关系继而详细阐述公民不服从行为的启动条件,得出非到迫不得已情况不滥用公民不服从行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