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大学生参与传销活动的现状及对策——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为视角

近年来,大学生参与传销活动日趋严重,特别是从传销活动的普通参加者向组织者、领导者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从而使传销活动呈现出对大学生群体的危害越来越大、传销活动的方式越来越复杂、传销活动的欺骗性越来越强的特点。只有坚持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择业观教育,加大法制宣传,增强大学生防范意识,高校加强与工商、公安、网监部门的协调沟通,提高工作合力,加强网络传销活动监控,切断网络传销途径等方面的对策,才能对防控大学生参与传销活动起到一定遏制效果。     

贵州省传销活动的现状与防治对策

传销活动具有较强的经济破坏性和思想毒害性,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秩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近年来贵州省的传销活动猖獗,传销活动手法变异,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打击治理传销违法犯罪行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级相关部门应认真履行职责,打击传销活动。     

非法传销屡禁不止的原因初探

1998年4月,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传销活动。在各级政府重视和有关部门的紧密配合,积极行动和严厉打击下,各种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遭受重创,一时有所收敛,表面上得以禁止。近段时期以来,本就未根本绝迹的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又以各种名目在全国各地重新抬头,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本文就非法传销活动为何屡禁不止的原因,进行一些探讨和剖析,并试图找出相应对策。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

公安机关在侦办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时要严格把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创新打击传销犯罪的侦查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侦查手段,准确认定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通过勘验、搜查传销窝点现场,讯问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询问参与传销人员,勘验、检查会计资料等侦查手段和方法,全面收集传销证据,完善证据链条,达到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证明要求。     

关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思考

"传销"本是一个中性词,一种经营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以来,我国从未放松过对它的立法规制.然而,虽然国家禁止传销的法令接二连三地出台,传销仍然十分猖獗.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正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击传销活动.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检视与调适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既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又侵犯了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保护的法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将其直接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而将其直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又超出了社会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应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统一认定为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择一重罪论处;将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     

网络传销的特征及侦查对策研究

网络传销迅速地蔓延,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传统的传销模式相比,网络传销具有新的特点：传销标的虚拟化;组织策划隐蔽化;管理运作远程化;传销活动高效化;危害结果社会化。侦查机关应根据网络传销的特点,通过情报信息主导侦查,加强电子证据的收集,摸清规律,找准突破口等措施,达到打击网络传销的目的。     

关于传销犯罪的几点思考——兼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四条

文章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四条为题点，认为传销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单位亦可为自然人，因而，草案第四条关于传销犯罪的主体的规定并不周延。传销犯罪可以和诈骗罪形成犯罪竞合，此时应当通过考察构成要件、案件事实情况以及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情况的符合性再做定论。传销犯罪不可能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形成竞合。传销犯罪一般还裹挟有其他犯罪如非法拘禁、绑架等罪，此时宜数罪并罚。对于引诱他人加入传销组织，或者从事传销活动的人，即便自身并未参与传销活动，仍宜以传销犯罪论处。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问题研究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非打击所有的传销行为,其仅针对"金字塔欺诈式销售"式传销;对于情节严重的"团队计酬"式传销仍然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理。"骗取财物"是该罪最本质的特征,但并非所有的传销犯罪都将此本质特征客观外化表现,司法实务中对"骗取财物"应做实质性解释。该罪的主体应当做相对广义的解释,包括传销组织的发起者、核心成员以及各地方传销分支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另外具备组织、领导职能的积极参与者也应当构成本罪;不具备组织、领导职能的积极参与者可以根据其行为构成其它犯罪;对于一般参与者不易以犯罪论。     

情报主导下网络传销活动的识别与打击策略——以“十度空间”网络传销案为例

近年来,网络传销活动日益猖獗,而传统的侦查方法收效相对有限。研究情报主导下网络传销活动的识别与打击策略,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情报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侦查人员需要增强情报导侦的意识,化被动为主动,在侦查过程中,利用各种途径尤其是公开网络渠道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从众多的线索中识别出网络传销活动,并能够利用网络卧底贴靠法挖掘案件中更深层次的信息,形成庞大的信息库。并将繁杂的数据信息进行筛选、碰撞比对及连线分析,描绘出整个网络体系。在此期间,经侦部门应从多方获取情报支持与技术支持,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协作,以有效地打击网络传销活动。     

网络传销的司法认定

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在规制网络传销犯罪方面尚存在一定问题,亟待立法作出及时应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骗取财物"的规定是该罪的本质特征而不是主观构成要素。网络传销犯罪中,互联网平台帮助或者纵容网络传销组织实施该类犯罪的,应承担刑事责任;网络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外的一般参与人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     

传销中的心理控制分析

传销是一种严重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非法经济活动。传销参与者大多具有年龄、性别及职业等社会特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认知特征与人格特质。传销组织者往往运用各种心理控制手段,如需要与动机诱导、动机激发与维持、情绪调控、认知改变、群体影响等等,对参与者进行心理控制,从而扩大传销组织,牟取巨额利益。     

打击传销违法犯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传销违法犯罪组织形为营销企业,实为诈财机构,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干扰直销行业健康发展,素有"经济邪教"之称。近年来,各地相继在打击传规犯罪中取得显著成效,但传销活动屡禁不止,有些地区甚至十分严重。必须深入剖析传销的边界、法律规制,侦查、协作困境等问题,探讨推进执法协作机制、加强直销监管、健全法律法规等完善之道,进一步提升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成效。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该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疑难问题,由此产生分歧和争议。笔者试从理论的角度谈谈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要特征、既遂、共同犯罪、罪与罪界定等的一些看法。     

攀枝花市传销、变相传销违法犯罪活动透析及遏制对策

99年以来,攀枝花市传销和变相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死灰复燃,这种活动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复杂性的特点,社会危害性很大.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运用法律武器,把握政策界限,协作配合,加大打击力度,坚决遏制其死灰复燃.     

网络传销活动的特征及打击对策

网络传销活动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直接侵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诸多不安定因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各级执法部门必须加大教育宣传力度,积极采取网络传销案件电子证据的收集和固定等相应措施。     

当前传销犯罪的模式特点与定性问题

传销做为一种营销活动,它起源于市场营销学中的分销策略。市场营销学中的营销组合策略中产品、价格、分销、促销的4P原则中的分销渠道是直销和传销产生的源头,它们都是宣扬通过特定渠道由销售人员将商品送至消费者手中,与代理、批发、经销的内容相近[1]。在许多国家并没有传销直销之分,我国则是根据前20年的传销实际发展情况和危害,对这种销售模式的危害情况做出单层次和多层次的划分。     

当前传销活动及其打击工作的若干问题思考

传销活动的规则设计和运作手段具有极强的诱惑力,有着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作支撑。当前,传销活动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危害更加严重,它不仅直接侵害广大人们群众的切身利益,败坏社会信用,滋长暴富心理,而且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当前在打击传销工作中存在诸多的问题,如立法上的滞后,执法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不健全,未形成打击合力,公安机关在打击上存在的现实困难以及宣传工作未形成声势等。     

《禁止传销条例》与计酬监管的改革路径

《禁止传销条例》不加区分地将具有上下线关系的团队计酬视为违法的传销方式之一，而司法解释又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拉人头的传销活动，应视为犯罪。基于1242件涉传生效法律文书的实证分析表明：相比于诈骗型传销，法官对于经营型传销（有真实商品销售的团队计酬）量刑更轻，且该因素的影响力超过被告发展层级和人数等法定量刑情节。这说明法律规定与社会发展的脱节，使面临据法裁判压力的法官，只能通过自由裁量权在个案中对正义进行补救。为促进执法统一和司法公正，我们应借鉴域外经验，在立法上对计酬监管制度进行改革，包括：设定合理的拨出比例、修订完善《禁止传销条例》、探索推进网络直销立法。     

利用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追赃挽损的实践探析

利用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多发,传销主体公司化、集团化;具备涉众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显著特点;手段、形式多样,案件办理难度较大;被害人也是传销活动的参与者,涉及人员众多、分布地域广。追赃挽损受困于案件本身特征、具体执行方面法律规定、部门之间协作能力、执法合力、互联网企业监管等因素。建议完善并细化追赃挽损具体执法规定,促使司法机关针对涉案财产处置范围达成共识;增强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执法合力,探索跨区域追赃挽损机制;切实加强互联网监管工作,强化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协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