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政府治道变革

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市场失灵和志愿失更,促使人们把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推给政府.公共物品的提供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是通过投票机制和协商民主等反映出来的,但印使这些机制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需求偏好,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和生产方式上因循守旧.同样会导致政府失灵.实行政府治道变革,吸纳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并在生产中采用契约、外包、代币券等市场手段,将是避免政府失灵、促进公共产品提供最优化的重要选择.     

关于地方政府提升公共物品供给能力的思考

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生产,是当前我国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政府可以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并不一定非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者不可。要建立新的公共物品管理机制,使公共物品领域成为政府与市场共同调节的领域,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积极性,建立分级管理机制,规范各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公共物品经营的模式应多元化,主要应有:公有公营;公有私营;私有私营;社会或使用者提供。     

地方公共物品民营化的理论探讨

长期以来 ,在理论界认为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来提供 ,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是低效率的。但在现实生活中 ,由民间资本提供的地方公共物品不断出现 ,地方公共物品民营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对上述观点进行重新思考。地方公共物品是从区域经济的角度进行区分的准公共物品 ,在排他性、竞争性以及收益性方面有着不同的特征和组合 ,而且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和产权理论 ,地方公共物品民营化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     

促进内需增长的公共物品政府供给台理化分析

当前我国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增长中的重要职责,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保证内需持续快速地增长.其中,政府能否合理地供给公共物品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构建一种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以社会性公共物品供给为主,实现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对均衡,避免公共物品供给的过度市场化,实现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合理化.     

论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范围与政府职责

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近20年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虽然大量的城市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都可以通过私有化的形式进行提供,但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并不完全由其公共物品的经济属性决定,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还受制于城市政府权力的边界,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与程度,会受到城市政府权力的诸多短边的限制.有效推进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需要科学设定私有化的方法程序,并要求城市政府履行应尽职责.     

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可行性研究

公共物品领域存在的单一政府提供的状况，带来了公共物品生产的低效和短缺。打破公共物品政府提供的垄断局面，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征，使得它在克服公共物品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第三部门与公共物品供给：方式选择及政府作用

福利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供给。事实上,在众多市场经济国家,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各有优势和劣势,西方国家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的实践中形成了取长补短、相互合作的方式。政府在其中起着掌舵和催化剂的作用。目前,中国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政府的依附性,这是由转型期社会特点和政府管理体制决定的。政府的任务应当是加快自身职能转变和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切实发挥第三部门在供给公共物品中的作用,将对加入WTO后中加政府的治道变革产生积极影响。     

论中国县级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职能定位

中国政府职能划分普遍存在“职责同构”现象,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存在职责不清现象。作为与居民联系最密切的县级政府,在职能划分上存在诸多困境。本文在分析了中国县级政府的职能困境和比较国外县级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的经验作法後,提出了县级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土应准确进行职能定位。     

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博弈分析

公共物品的自愿提供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已有研究者从博弈论与实证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较少有学者考虑效用函数对公共物品提供问题的影响.基于对效用函数的回顾,建立了考虑社会效益这一因素的效用函数.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物品私人提供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结论:引入社会效益这一非物质性因素使得可以通过行为主体的自愿提供使公共物品的提供量达到帕累托最优;随着行为主体的数目的增多,要实现通过自愿供给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求降低物质性因素对行为主体效用所产生的贡献水平;当参与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主体为很多时,要实现合作,通过自愿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求社会效益这一因素成为行为主体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外溢性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政府合作社制度--地方政府间博弈的一个林达尔均衡

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决定了地方公共物品只能由地方政府供给;而外溢性地方公共物品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在这类公共物品供给的过程中相互博弈。地方政府间博弈必然引致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有效的制度创新是解决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基本路径。政府合作社制度使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经济契约制度化,是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博弈的一个有效的林达尔均衡。     

独立学院学风建设思考

学校主要靠办学质量赢得生源,对于独立学院,更是如此,学风状况是衡量独立学院办学水平的标准之一,目前独立学院的学风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学校的因素,也有学生自身以及社会的因素,那么就应从这些原因入手着力去改善。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群建设之思——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视角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研究,在宏观层次上几乎已经穷尽了所有问题,要向前推进,就需要借用物理学的思维方法,向微观层次进军.微观层次研究是一个崭新领域,其中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又是主要阵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涉及到一个学科群,至少包括马克思学、列宁学、马克思主义学、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系列考据解读、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逐步把这些学科建立起来,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群建设,也有助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群的建设.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原因分析

社会责任感是个体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热爱,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意识,国民社会责任感的状况直接关系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然而,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充斥,社会责任感缺失现象频发,严重制约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旨在以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为对象,分析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原因;进而,从多方面努力,避免消极因素,调动积极因素,促进大学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孔子德治思想评述

孔子的德治思想,从汉代儒家逐渐取得独尊地位以后开始影响我国两千余年。在这期间我国自君主以下都十分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同时执政者也将德治思想运用到具体的治国实践中。在德治思想的影响下,政府在选拔官吏上也特别注重候选者的道德修养。在此思想刺激下,我国曾经出现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士大夫。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德主刑辅的思想也必须随之改变,形成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现代国家制度。让德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从而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样才能使德治思想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浅析教师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

教师的人格魅力是教师的性格、气质、能力等个性特征的总和,是教师个人整体的精神风貌,它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能够促进学生人格的发展。教师要注意塑造自己高尚的人格,发挥人格力量的独特魅力去影响学生。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冶素质,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公民舆论监督探析--以刘涌案等为背景的分析

近年来,舆论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凸显出来。刘涌案件一波三折,但他最终没能逃过法律的严惩;大学生孙志刚惨死,可最终促成了一部实行了21年的国家法规的废止。在这些过程中,正是舆论监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公民舆论监督中还存在着局限性。舆论监督必须日益走向法治化。     

防止利益冲突视野下的利益观教育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推动廉政建设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利益观教育则是从思想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基础,加强利益观教育,有助于增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反腐败的效果。利益观教育是上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形成合力：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观教育体制机制,拓展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改革,运用利益激励机制,提高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积极性。     

公共权力异化成因解析

公共权力的腐败就是公共权力的异化,亦即公共权力的质变。权力质变的根据在于其自身内部固有的矛盾,它们使权力本身具有异化的内在可能性。因此,反腐败的实质就是通过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防止和遏制权力异化由可能转化为现实。     

道德制度化探析

所谓道德制度化,就是以法律、制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领域内的伦理道德问题.具体说就是将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以制度、法律的形式表现或体现出来,并以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从而化软约束为硬约束,化自律为他律,化自愿为义务,最终更好地发挥道德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