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制度的启示与完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学辉访谈录

《公民导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过了50多年的风雨历程,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为什么说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     

创新立法机制 提高立法质量——访西南政法大学王连昌教授

创新,将扩大民主；创新,将激发活力；创新,将取得实效。立法制度的构建与创新对于用好立法权,提高立法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法规的立项、起草、审查、审议、表决、公布、解释、清理等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立法质量，从制度上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公众民主参与立法,遏制部门或地方的利益保护主义的现象，推进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使立法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这要求我们的立法者要有现代立法理念,深刻理解立法的民主原则、科学合理原则。     

政府信任的实质及其民主生成机制

王强在《理论导刊》2013年第3期撰文认为,在政治系统中,信任自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社会善德,有时反倒可能被利用,成为一种权力控制的手段。因此,政府信任必须是理性的有限信任,是一种有节制的信任。民主行政既强调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又保留一定程度对政府的理性不信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为建构和谐的政府信任提供多元化的生成机制。     

企业集群信任机制的变迁路径分析

信任机制作为企业集群的一种有效治理手段,在降低集群的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和规避集群风险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企业集群信任机制的发展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两个重要分析雏度。随着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企业集群的信任机制呈现如下的动态变迁路径：从基于计算的信任到基于关系的信任,最后发展到基于制度的信任。     

中国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状况研究——基于因子分析和Logit检验

基于江苏、浙江、山东、安徽、上海、北京、四川、山西、新疆等地2409位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社会信任调查问卷,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南京工业大学食品安全管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组对我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管理工作、食品种类安全、认知水平、个人因素等都显著影响了食品安全的社会信任水平,据此,本文提出改善食品安全社会信任水平的相关对策建议。     

构建第三方参与的海内外侨胞信任机制

新时期侨务工作以三个大有作为为战略契机,致力于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随着新生代华侨华人群体的不断壮大,在凝聚侨心的工作中,除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纽带作用外,还应重视海内外侨胞信任机制的建设。在凝聚侨心目标下,本文通过两利益主体参与和第三方利益主体参与的博弈理论分析以及MATLAB 7.0模拟第三方参与下的多利益主体分析得出结论:第三方参与模式是海内外侨胞信任机制构建的关键所在。     

国外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简介

日本：各个环节都有细致的规定。日本早在1947年就制定了《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法施行令》及《饮食业营业取缔法》等法律法规；根据不同的饮食品种，还相继制定了相关的规则，如：《牛奶营业取缔规则》、《清凉饮料水取缔规则》、《饮食物防腐剂、漂白剂取缔规则》、《饮食物添加剂取缔规则》、《饮食物器具取缔规则》等。为了保证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得到认真贯彻和实施，日本还设立了食品安全局、食品卫生协会、卫生保健所等管理和监督机构，为保障国民的健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喜欢你——《公民导刊》

不要问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境下邂逅你的,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经相遇,我就喜欢上你,使你成为我们——乡镇人大工作者,经年保留订阅的一份杂志。我喜欢你,首先是源于你的“特别策划”它让我们这些远离城市的人大工作者,开阔了视野,打开了工作思路,真切地感受到了人大工作的勃勃生机。这与开会的功效不一样,因为与实践相接合的东西,是最容易让人入脑入耳的。特别是它让我们在推进基层     

22个省区市工商部门共建食品安全监管协作机制

为认真贯彻执行《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实现对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充分发挥各地工商部门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整体合力,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04]4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构建保障公民愿做＂好人＂的社会机制

一项对7804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7．9％的人直言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76．1％的人坦言现在社会做好人好事的环境差,其中39．1名的人认为非常差;71．0％的人表示会被怀疑动机不单纯;50．6％的人认为会被嘲笑（《中国青年报》5月2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制度自省意义——从《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切入

一、没有发展的增长——法律之表达与实践的背离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     

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社会学思考

李贵成在《理论导刊》2009年第4期撰文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据于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政府公信力是各种法律、法规得以行使的保证,是种种社会交往的纽带,是社会稳定的杠杆。它的强弱,对政府而言举足轻重。     

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意识内在关联的实证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本文以南京市为个案,通过交互分析、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状况与公民参与意识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与公民参与意识之间有密切关联且呈正相关关系;在各背景变量中,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职业与政治面貌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

著者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本书意图作为厘清信任的症结并应用信任概念去研究当代社会的不断积累的和正在进行的努力的一个成果，试图去评估对信任的不断展开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具有理论的含义并且去说明、澄清、系统化信任问题的研究，但同时也详尽说明并综合他们的发现。……我主要的抱负是理论方面的：提供信任观念的概念和分类学的澄清和说明，     

农民集中居住的利益冲突与协调机制构建

张颖举在《理论导刊》2011年第1期撰文认为,农民集中居住是农村宅基地经济潜能释放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厘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被置换农户二大利益主体的利益边界,是分析和解决利益冲突的前提。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利益冲突是地方政府自利性与公共利益和被置换农户利益的冲突。应当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理顺中...     

法律体系形成后地方立法的重心和方向——专访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俞荣根

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此大背景下,地方人大立法工作的重心和方向有什么变化?立法工作面临哪些挑战?立法质量如何进一步提高?日前本刊记者就有关问题专访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俞荣根先生。     

信，还是不信，这是一个问题——访《信任论》作者郑也夫

去年底刚刚拿到手的郑也夫的《信任论》，仓促之间，来不及作更多介绍，就上了我们的“年度选书”。事后总觉意犹未尽。这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关于信任的学术著作，虽说信任的建立是一次漫长的“千里之行”，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姑且将这次写郑也夫的访谈，在交谈中对信任的思考，算作这千里之行的一小步吧。     

对食品安全“黑名单”要动真格

近些年我国制订施行包括《食品安全法》在内的多部规范食品安全质量的法律法规,法律体系越来越健全,但在规范企业诚信、道德方面比较滞后,信用档案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窃以为,食品质量法律法规与“黑名单”制度能相互补充,共同约束企业：前者是法律“紧箍咒”,后者是道德“紧箍咒”。“黑名单”生命力在于“威慑”,即遏制企业必须坚守职业道德底线,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黑名单”的标准怎么定？怎样强化监督与处罚？笔者对此有三点建议。     

转型期社会信任缺失问题研究

高星在《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撰文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信任缺失已经危害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现阶段社会信任缺失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转型期信任模式交汇更替衍生了信任缺失,价值观扭曲导致了信任缺失,社会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异化加剧了信任缺失。有效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需要大力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政府公信力建设、社会信任应对调控机制建设,以寻求提升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