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般前置性程序的表明身份制度

表明身份是行政行为作出的前置性程序,属于行政告知的一种。然而现行立法对表明身份制度的规定仅限于执法活动前出示执法证件,这样的规定过于狭隘。表明身份的主体不应仅限于执法人员,而应及于一切对外履行职务的行政人员。表明身份的适用环境通常为流动性以及存在侵益可能性的行政行为中。表明身份的形式多样,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免除事先表明身份的一般义务。     

行政权力岂能滥用

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国家法律的授权。行政权力虽然属于社会管理范畴。应服务于社会。行政权力的非经济化运行是行政权力纯洁的社会前提，行政行为的公开、公示是防止行政权力私用、滥用之防腐剂。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非法行政、不据法行政的行为依然存在，官与匪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行为人的身份以及行为人是否身着代表行政身份的制服，而在于行为的合法性。如果行政行为一旦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基础。那么就这种行为本身而言，它和匪的行为已经没有了根本的区别，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杜绝非法行政、不…     

生物测定(统计)学方法识别身份浅说

身份系指从行政法律或经济社会方面，确定一个人的地位或权利。身份证则是记载持证人必要情况的证明材料官方文件或卡片，它可以表明持证人的个人身份。识别身份首先要解决证件本身的真伪，其次要确认持证人与证件的同一性，前者属于证件防伪技术，后者是本文要讨论的用生物测定（统计）学方法，通过识别持证人的某种身体或行为特征，与证件所载有的资料对比，确认同一性，证明持证人的身份。而生物测定（统计）学方法的定义是：根据个人唯一的生理特征或行为特征，来查证或辨、识别某个活人身份的自动化方法。一、识别模式一种简单明了的识…     

合理性原则下的行政不当行为之审视——对华侨夫妻在国外所生二胎子女回国落户问题的行政法思考

华侨作为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其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政府对于归国华侨给予适当的照顾,国内的有关政策并不一定适用于华侨群体.本文从对华侨夫妻在国外所生二胎子女回国落户征收社会抚养费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入手,以行政法的视角对其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了思考与探讨,认为应属于行政不当之行为.     

身份犯之正犯认定的透析与批判

无身份者究竟能否成立身份犯之正犯,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学理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与"折中说"。"肯定说"与"折中说"存在诸多问题,不应被视为正确的解决路径;而"否定说"尽管在结论上是正确的,即无身份者绝对无法成立身份犯之正犯,但是该学说难以解决行为因素在复行为犯领域的障碍。因此,必须对"否定说"进行修正,即无身份者之所以不能成立身份犯之正犯,原因并不在于"实行行为属于身份犯所独有",而在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在实质的不法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不得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和"与他人建设一个共同世界"的积极义务。     

行政机关向企业授予荣誉称号的法律性质探析

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只有针对行政行为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才能提起行政诉讼。然而,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除了行政行为之外,还有事实行为。针对事实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本文通过一个具体案例的剖析,以辨明行政行为的特征与范围,以及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之区别。一、问题、案例及其主要争议 (一)问题的提出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认为,行政机关既可以是作出行政     

抽象行政不作为侵权的法律救济制度

一、引言抽象行政行为可以分为抽象行政作为行为和抽象行政不作为行为,而广义的抽象行政不作为也有合法和违法之分。由于合法的抽象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理论研究意义相对有限,所以本文中的抽象行政不作为仅指狭义上的,即违法的抽象行政不作为。     

论行政调查的程序要件

行政调查种类繁多,不一样的行政调查,各自的程序步骤可能是不一样的.行政调查并没有统一的程序可循.研究行政调查程序步骤可以发现有些程序要件是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而这些程序要件对于行政调查而言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事先通知、表明身份、收集信息、事后告知、信息公开是行政调查的五大程序要件.     

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定依据分析

一、具体行政行为法定依据之缘由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注 :《行政处罚法》第 3条使用这一术语 )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渊源上的根据 ,是与其事实根据相对称的概念。它是指行政主体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性文件 ,既包括行政主体作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件依据 ,也包括不具有立法权的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律所作的其它规范文件依据。笔者认为 ,具体行政行为的适用依据确定为法定依据更为妥当。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必须具备法定依据 ?有一种观点认为 ,只有行政主体对相对人作不利行政行为时需要法定依据 ,而作受益行政行为时不需要法…     

检验“游戏”规则

行政审批又叫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认可其资格资质或者确定其特定主体资格、特定身份的行为：行政审批制度是国家行政机关实行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方式，是政府对各种资源分配的一种行政行为和手段。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行为的告知

告知是行政主体履行告之义务,让行政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告知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来说是一项法定职责,它的对象是道路交通参予者。公安交通管理行政行为的告之方式分为当面告之,推定告之。     

虚假广告代言人刑事责任分析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之规定,虚假广告罪为纯正身份犯,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而虚假广告代言人虽然属于无身份者,但其代言虚假广告行为也是能够构成虚假广告罪。广告代言人若明知是虚假广告而进行宣传,与虚假广告罪犯罪主体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其代言虚假广告的行为是整个犯罪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同本罪犯罪主体构成共犯,应以虚假广告罪进行刑事处罚。     

是否侵权应视情而论

<正>"山寨明星"的"山寨行为",是否构成欺诈侵权应视情而论。表明真实身份的一般娱乐性"模仿秀",不算欺诈,也未必侵权;若故意模糊真实身份,甚至假冒明星之名参与商业化活动的"山寨行为",则涉嫌欺诈和侵权。应该说,"山寨明星"所具有的"明星肖像"是天生的,不存     

电子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研究

行政行为效力问题是行政法的核心部分,电子行政行为同样是电子政务法的重要概念,其法律效力的特殊性也是电子行政行为与传统行政行为的重要差异所在。而研究电子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需分析电子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其次,电子行政行为的效力要件构成及其特殊性问题;再次,效力内容与传统行政行为的差异性。上述研究有助于比较分析电子政务法与传统行政法的差异,从而有利于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性问题。     

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无效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一种否定性评价,无效行政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因时效的经过而获得效力。无效行政行为与行政行为不存在、可撤销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废止等概念之间具有本质区别。无效行政行为在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行政救济等方面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立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予以进一步完善。     

“为官不为”的成因及治理:基于行政人格的视角

"为官不为"是当前政府高度关切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官不为"恶化政治生态,阻碍全面改革进程。深蕴于行为背后的行政人格是指引行政行为的道德力量,"为官不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人格异化的结果。行政人格异化是行政人员内在精神品质的变异,使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动力不足、能力欠缺、意志薄弱的倾向。与之对应,独立行政人格是行政价值、行政目标和具体行政行为等在单个行政主体身上的道德体现,能够为治理"为官不为"提供主体动力、能力支持和意志支撑。根据人格生成的内外影响因素,培育行政人员独立人格,是"为官不为"的治本之策。     

公务员控告如何规定

公务员张某,2001年年度考核被定为不称职等次,接到考核不称职的通知书后,张不服,向所在的市人事局提出申诉,人事局经过认真调查处理后,做出维持原处理决定的申诉决定。张接到申诉处理决定后,认为人事局与原单位是官官相护,没有秉公办案,向人事局的上级人事部门提出控告。对张某的控告案件应如何处理?[评析]控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按照宪法的规定,公民享有控告的权利,因此公务员既有公民控告的权利,也有因公务员身份而享有的控告权利。公务员控告是指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     

亲属身份行为的分类研究

张作华在《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民法亲属身份关系领域的法律行为现象纷繁复杂。身份行为的合理分类有助于民法整个法律行为类型体系的逻辑完足。身份行为首先依其本质特征区分为纯粹身份行为与身份财产行为，以便适用不同法律行为规则。纯粹身份行为又可分为创设性身份行为与解消性身份行为，从而设置不同的效力控制机制。身份行为还可类型化为单独身份行为与共同身份行为、束己身份行为与涉他身份行为。婚姻行为、亲子行为是典型的身份行为。     

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

"大部门制"改革表明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开启,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人"的利益以及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为"本"出发,加强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者身份、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的科学性、行政体制改革阻力等问题的研究,破解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遇到的难题,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向前发展。     

公务员"经济人"角色抑制与行政裁量权的控制

公务员认识的局限性和追求其公民身份所代表的利益与其行政主体代表身份所代表利益的不协调,是行政裁量权滥用的根源。应当以提高公务员的法律道德素养和行政业务能力,并引导和控制其公民身份所代表的利益追求为重点,防止行政裁量权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