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

一、案情简介2000年12月,滕某在广东省某市投资注册经营某运输有限公司,2002年2月至同年12月间,滕某在潘某的要求下,填表写2张发票后,采取虚构运输业务、阴阳票手段,将广东省某市搬运装卸专用发票的空白顾客联共31张撕下交由潘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否属于目的犯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作为较为新型的犯罪,囿于罪状表述及相关理论研究不足,其主观罪过的界定存在较大争议,直接关涉司法实践中罪与非罪的认定,意义重大,本文从刑法目的解释出发,结合目的犯理论,对该罪的主观罪过进行了科学分析。     

滕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

一、案情简介2000年12月,滕某在广东省某市投资注册经营某运输有限公司,2002年2月至同年12月间,滕某在潘某的要求下,填表写2张发票后,采取虚构运输业务、＂阴阳票＂手段,将＂广东省某市搬运装卸专用发票＂的空白顾客联共31张撕下交由潘某自己填写，而滕某则虚构运输业务和金额，填写发票的存根，合计金额为20013元，     

滥批增值税发票使他人多领后虚开并抵扣税款之罪探析

一、基本案情 刘某某原系北京市某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征收管理科副科长，负责审批辖区内单位提出的增值税发票增领申请。     

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生意经”

在审查起诉阶段,侯晓良流露出"认罪认罚从宽只是司法机关政策口号,最终得不到兑现"的顾虑,担心如果被判刑,企业也就垮了从农村小伙到公司老总,从"回乡创业能人"到"犯罪嫌疑人","70后"江苏人侯晓良的人生几乎是坐过山车一般。眼见着年营业额千万元的公司在纺织业寒冬的来临下越来越不景气,侯晓良平常丰富的生意头脑终于动到了歪路上——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牟利。短短几年,侯晓良或给自己或替他人共开具增值税发票46份,价税合计448万余元,抵扣税款63万余元。     

类型思维下的目的犯——真正非法定目的犯概念之提倡

我国刑法学从形式角度对目的犯进行分类,德日刑法学从实质角度对目的犯进行分类。目的犯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是类型思维的产物。根据类型的层次性,可以将非法定目的犯分为真正和不真正非法定目的犯。这种分类有利于深化对目的犯主观要素及目的犯法律适用的理解。     

目的犯之目的争议研究

目的犯之目的是超过的主观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这种特别目的是犯罪故意之外的要素,而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之一。在存在范围上,目的犯有法定的,也有非法定的,而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并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目的犯之目的在本质上属于犯罪动机。     

虚开发票罪司法适用若干问题探析

随着国家金税工程网络控管能力和税收管理的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一定遏制,而普通发票拥有广泛的需求市场,同时制售假发票的"经济成本和风险成本都比较低",违法犯罪分子     

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既未遂认定

一、基本案情2002年5月,被告人刘某认识了被告人王某,刘某告诉王某自己手中有一些运输发票,具有申请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功能,可以提供给王某。如果王某能找到买主并将其卖出,所得价款两人按比例分成,便可以迅速发财致富。王某听后表示愿意,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买主,2002年7月王某经人介绍认识了一     

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与定位——以伪造货币罪为中心

由于立法表述不够明确,对于我国刑法第170条所规定的伪造货币罪是否要求特定目的、进而在解释上是否属于目的犯之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将直接导致对于该罪的司法认定的不同结果。不同观点之间,实际上体现的是有关本罪的法益性质的不同认识。在对本罪的法益性质难以取得有效共识的情况下,将不具行使目的的伪造行为出罪与其说是出于法益的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不如说是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从而,在承认立法的有限理性、承认非法定目的犯的概念本身的前提下,对于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标准,除了必须考虑该罪的法益之外,在保护法益并不明确的情况下,作为例外还必须将刑事政策作为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标准。同时,在法定目的犯与非法定目的犯的对应关系上,认识到以法定目的犯为原则、以非法定目的犯为例外也符合法定目的犯和非法定目的犯的构造和趋向本身。     

目的犯的目的研究

目的犯的目的是指目的犯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某种结果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是由具有不同心理内容的直接故意目的和特定犯罪目的构成的。其中 ,直接故意目的就是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 ,其是否实现影响目的犯是构成既遂 ,还是未遂 ;特定犯罪目的是行为人所追求的超出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最终结果 ,其是否实现虽不影响目的犯是否完成 ,但当特定目的实现行为本身独立构成犯罪时 ,应以处理牵连犯的原则来对之进行刑法上的评价。     

论目的犯目的的地位

目的犯目的的地位是指目的犯中目的与故意的关系,对此,我国刑法学界争议很大,但是各种观点都没有注意区分目的犯的类型,因而难免有片面性的缺点。实际上,断绝的结果犯与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前者,目的是故意的内容;后者目的是故意之外的独立主观要素。其理由可以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两方面的内容来论述。论题的进一步展开则是对我国法定目的犯的归类。     

虚开发票额4.5亿造成损失近4200万元,主犯判无期

短短5个月时间,虚开抵扣税款发票金额近4.5亿元,给国家造成损失近4200万元。昨天,公安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督办、陕西省建国以来最大的虚开抵扣税款发票案在渭南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郭辉平、曹石平、李富祥、姚永利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15年、12年、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与司法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是认定本罪的基础,由于《刑法》第205条以虚开为中心设立本罪,因而具有侵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秩序犯与侵害国家税款安全的财产犯的双重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正确界定本罪的不法性质,将本罪确定为是骗取国家税款的财产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各种较为复杂的行为形态,这种行为在形...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行为的定性

被告人蔡某，原系广东省潮阳市中洋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深圳市茵里仕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某于1998年3月至2000年间，为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假借为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办理出口业务的名义，利用虚假企业广东省潮阳市中雅仕皮革服装厂、虚构的外商及香港永利贸易公司，与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分别签订内、外贸合同，使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假报出口．后将共计人民币10119689．93元的虚假出口退税凭证通过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向税务机关申报退税，骗得出口退税款共计人民币6026962．13元，剩余部分因被发现骗税未逞。案发后，被骗取的国家出口退税款已由税务机关向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追缴。蔡某因此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887万余元，大部分无法追回。二、分歧意见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蔡某无视国家法律，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人民法院以被告人蔡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蔡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蔡某无视国法，虚构有出口业务的事实，采用签订虚假买卖合同的手段，假报出口，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依法应予惩处。一审法院认定蔡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性不当，予以纠正。二审法院最终以上诉人蔡某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为他人如实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之定性

代开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代开是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持有人替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虚开是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持有人开具内容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应包括如实代开,对如实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能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处罚。     

论非法定目的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

刑法分则中有许多犯罪未规定犯罪目的,而理论和实践上一般认为,其中某些未规定目的的犯罪仍然应该具备某种特定目的,但在论证这些非法定目的犯之特定目的的存在时多局限于就罪论罪,缺少从犯罪构成整体的角度探讨其合理性。从构成要件构造的角度看,目的犯中的目的是主观违法的构成要件要素,当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中没有明确规定犯罪目的,而该目的对于犯罪的成立又是不可缺少的,法官就应对这一表明了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要素作出补充,因而这些非法定目的犯在构成要件构造上属于开放性的构成要件;其未规定的犯罪目的,属于法律漏洞,对之应以目的性限缩的方法适用之。     

目的犯的犯罪形态研究

本文从目的犯的未完成形态 (包括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 )与完成形态 (既遂犯 )、目的犯的共犯形态、目的犯的罪数形态 (包括继续犯、转化犯 )等三个方面对目的犯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存在真实交易接受虚开发票的行为认定

[案情]张某从事煤炭经营,为一般纳税人。2009年10月份因货源不足,张某找到李某,让李某为其寻找货源,并约定按每吨5%给其提成。李某提出自己所找的一些小型煤矿无法开具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可以通过关系找A公司(从事煤炭经营,为一般纳税人)代开,A公司收取11%的费用,为防止税务机关检查,具体账目也从A公司走账,张某表示同意,于是在与A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根据张某与李某间的货物交易情况张某接受了A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22张,票面金额2560350元,税款为372016.76元,     

论过失犯的行为构造

过失犯是因伴随结果的发生而对目的行为的一种评价，导致结果发生的是目的行为，并且只有在结果发生以后，才能从目的行为中抽象出过失行为，不存在独立的过失行为。因此，过失犯没有自己独立的行为，也没有实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