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慈善组织法治监管机制及其启示

香港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轻门槛重运行,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与慈善自愿的权利;税收优惠复查制度保障慈善宗旨的纯洁性;对善款募捐、服务表现严格监管,保障慈善活动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但目前香港慈善监管法治机制在透明度和问责性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结合香港经验及其慈善组织立法改革动向,内地慈善组织监管机制需要降低门槛,明确监管重点,妥善处理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完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激励机制。     

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探析

我国慈善组织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官办色彩或曰政府主导性。当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普遍不高而且不时遭受重创,亟须加以重塑与提升。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我国政府长期存在职能的缺位与越位,表现为准入过严、过度干预、监管不力和缺乏扶持等。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应定位于降低慈善组织注册门槛,实行直接登记和统一管理;立法强制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慈善;消除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和特权优惠待遇;强化监督问责制度,构建外部监管体系;促进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与绩效提升等五个方面。     

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角色探析

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包含合法、诚信、坚守使命、绩效和自主性五个构成要素.当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普遍不高而且不时遭受重创,亟须加以重塑与提升.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我国政府长期存在职能的缺位与越位,表现为准入过严、过度干预、监管不力和缺乏扶持等.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于降低慈善组织注册门槛,实行直接登记和统一管理;立法强制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慈善;消除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和特权优惠待遇；强化监督问责制度,构建外部监管体系；促进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与绩效提升五个方面.     

社会信任理论视角下的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建

慈善组织的核心价值在于传播和实践善行、诚信、道德和责任。随着2011年慈善丑闻的相继曝光,公众对于慈善组织的问责声音日益扩大。面对公信力锐减的危机,我国慈善组织要弥补公众认知程度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不透明的三重缺失。要通过培养公民现代化慈善意识提升全民道德文化,通过强化法律制度建设提升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通过加强行业监督和内部自治重拾公众认可度,将公信力危机化为重整腾飞的机会。     

论公共危机管理视阈下的慈善组织形象塑造

慈善组织形象与公共危机管理密切相关,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必须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慈善组织形象。当前,我国正处于公共危机频发和高发的社会风险凸显期,存在诸多影响公共危机管理的慈善组织形象问题。突出表现为：专业救援不足,危机意识淡薄;形象认知弱化,危机信息不畅;沟通互动缺乏,危机调处力低;监管流于形式,危机善款失序;责任落实困难,危机应对失范;政府管制性强,危机自处力弱。必须从提升人员能力素质、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创新沟通协调机制、优化款物追踪机制、健全组织问责制度、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等方面加强慈善组织形象塑造。     

慈善改革的门打开了,就不会再关上

舆论问责红十字会的风暴对中国慈善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现在,社会的正面效应正在逐步展现,中国慈善事业即将迎来转型     

非营利组织问责类型:一个成本导向的解释

本文根据问责方偏好与组织使命的吻合程度和问责方对负责方的强制程度,为非营利组织问责提供了一个新的分类——自我问责、层级问责、社会问责、法令问责。问责成本可以分为狭义实施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其中实施成本随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的上升而上升,机会主义成本随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的上升而下降。问责类型的选择和组合主要是一个成本权衡的问题,不同情境的最优问责有匹配的吻合程度和强制程度。     

官办抑或民办:中国慈善事业在网络化时代的变局

围绕官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线索,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慈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官办"慈善"垄断与民间慈善消失阶段(1949~20世纪80年代末)、官办慈善主导与民间慈善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011年)、官办慈善危机与民间(网络)慈善壮大阶段(2011年至今)。2011年以后的慈善变局,是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历史纠葛在网络化时代的集中爆发,是机会建构的产物。通过雅安地震灾后官办与民办两种慈善组织的募捐行动对比,能够管窥这一变迁过程。面对线上新格局,中国慈善事业将向何处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两种慈善组织的互动中,可以探索"三步走"的规划,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性路径。     

论如何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本文从政府以及慈善组织的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建议。政府应该赋予慈善组织独立合法的地位,降低慈善组织的注册门槛,简化准入制度,并且在资金、人才、税收政策方面对慈善组织给予支持。慈善组织应树立现代慈善意识,完善内部管理,建立规范、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     

慈善公信力:内涵、功能及重构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影响慈善捐赠和慈善形象的重要因素,关系着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慈善文化的弘扬和社会建设的有序推进.当前,应该加强慈善立法,建立与完善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第三方评估机制和慈善监管体系,加强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化解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慈善组织分类规制的基本思路——兼论慈善法相关配套法规的修改完善北大核心CSSCI

当前我国慈善组织发展中遇到的设立难、税收优惠难、监管难等问题,在法律和实践中没能进行科学分类是主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这一难题,我们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法律上按照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抓大放小原则、高效便捷原则对慈善组织进行分类规制。在设立方式上,要明确登记设立和注册设立两种形式;在组织规模上,应当将慈善组织分为较大规模慈善组织、一般慈善组织和小规模慈善组织并实行不同的规制模式;在组织形态上,明确法人形式和非法人两种形式。由于慈善法刚刚颁布,目前立法完善的最佳路径是对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行政法规进行完善。     

非营利组织问责:逻辑意蕴、困境解析与途径探究

非营利组织的问责成为近年来各界关注的焦点.委托——代理理论和经济人假设理论是非营利组织问责的理论基础,契约形式与身份形式是其问责的逻辑形式.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面临着产权界定困难、立法不完善、问责主体缺位、自我问责能力弱等多重困境.可以从监督、评估、反馈的制度建设和责任意识下的文化重塑这两个维度来探究超越问责困境的途径.     

互联网慈善募捐中的慈善组织合作研究

互联网慈善在我国蓬勃发展,越来越多慈善组织通过合作开展互联网慈善募捐。通过分析腾讯公益平台上的公开募捐项目,本文梳理了平台上慈善组织合作的基本形式及其主要特征,并依据慈善组织在合作内容覆盖面和合作嵌入度两个维度上的差异将慈善组织合作划分为四种模式：公募分享型、支持赋能型、议题联合型和品牌合作型。四类模式各有优劣,慈善组织需要结合自身慈善目标和发展阶段选择最合适的合作策略。结合当前互联网慈善募捐中组织合作存在的问题,慈善组织应当在知识和经验上进行共享,在资源和渠道上进行共建,在机制和生态上进行共治,并在政策倡导上推动政策激励,构建合作生态,创新合作模式。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新特征:政策研究的视角

我国慈善组织在社会转型期遭遇了诚信危机,同时社会组织的自律与他律也正在日益加强。本文采用案例分析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新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表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呈现从被动透明到主动透明、从机构本位到公众本位、从主观透明到客观透明、从结果透明到过程透明、从感性透明到理性透明的新特征。针对此,文章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的政策建议,包括推行信息公开的标准化制度、建设慈善组织信息库、实施失信惩戒机制及建立人才培养制度等。     

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

本文在组织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和种群生态理论的基础上 ,以“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为理论框架 ,对中国 90年代后期慈善组织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文章认为 ,中国慈善组织的集中出现以及组织形式与运作的明显不一致 ,是非协调的制度环境对组织行动实施约束的结果 ,是组织面对制度环境的压力采用的理性的生存策略。政府的资源获得需求与社会控制需求之间的持久张力 ,是慈善组织的形式与运作脱离的制度根源。组织的形式与运作的不一致 ,是组织领域中非常普遍的现象 ,该理论框架可以拓展到类似现象的分析。     

比较视野下中美慈善组织治理研究

美国慈善组织历史悠久、活动领域广、影响范围大,对维护美国社会稳定和弥补收入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慈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慈善组织的地位曾受到严重打击,加上近年来几起慈善丑闻的影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下降,总体而言与美国慈善组织的发展还有较大差距。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中美慈善组织的治理也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外部扶持与监管和内部管理两方面。面对中美两国慈善组织的差异,一方面需要吸取优秀且合适的治理经验,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认清自身治理的缺点,同时避免出现他国治理过程中的问题。     

国外慈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启示

慈善是人类共同的美德。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大多属于官办慈善，或者是在官方默许下的民办慈善：欧洲古代慈善大多是在宗教活动支撑下开展的，或者晚近时期国家主导下的宗教慈善：美国慈善活动的历史几乎和美国建国史一样长。尽管慈善的诞生地不在美国，但在最近的一百年当中，美国慈善理论和实践无疑最受全球瞩目。本文主要以美国为标本，从慈善组织的角度切入，研究分析国外慈善事业如何围绕慈善组织的理论、法律、监管进行的一系列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综述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启示。     

非营利组织问责:概念、体系及其限度

随着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问责已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在对非政府组织问责的概念、类型、内容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非营利组织委托抑或代理人角色定位的厘定、自主性与依赖性的平衡选择以及自律与他律结合方式的探讨,阐明其问责的限度。     

地方政讯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了慈善组织、募捐与捐赠、慈善服务、奖励与扶持、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条例》明确,慈善组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社会组织管理的规定制订章程,并依法设立理事会、监事和办事机构,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慈善组织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是社会公共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     

官办慈善组织的资源动员:体制依赖及其转型

官办慈善组织实质是政体结构内成员之一,其资源动员逻辑主要表现为依赖国家政治机会结构中的合法性资源,在动员技术上注重行政组织的网络化动员和符号价值动员。但官办慈善组织资源动员行动为单向流动式,意识形态性强,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信任,不利于形成平等公正的慈善资源动员生态。官办慈善组织打破现有体制约束、实现市场化转型,是创新慈善事业发展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