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王公祭与越南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雄王是越南国家和民间记忆中的英雄祖先,被越南人奉为“国祖”。雄王公祭始自阮朝。当代,越南政府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加快雄王公祭的建设,使之成为受法律支持的国家级祭礼。雄王公祭具有国家庆典的性质,是国家政治的仪式表演,同时一年一度的雄王公祭也是民间的仪式盛宴。如今,雄王信仰已经成为越南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建构其民族——国家认同的“制度化”选择。     

俄罗斯地方自治与公社传统

当代俄罗斯实行的地方自治,是一种居民自治形式,区别于民族自治,属于联邦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国家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培育公民社会、推动国家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历史文化层面上,俄罗斯古老的村社传统与地方自治具有内在的关联,地方自治作为俄罗斯现代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村社传统的扬弃.因此,探讨村社传统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对转型国家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变革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     

韩国的村祭

韩国的村祭在韩国的乡村，广泛流行集体祭把神灵的活动。村祭就是祭祀村民共同信仰的神，由全体村民共同参与进行。祭日前夕，召开村落大会，推选出主祭的有司、制作祭品的化主、宣读祭词的祝官等直接举办祭仪的专人，这些人员是从那些个人和家庭都无凶事恶行的人中选出的...     

试论村社制度对俄国社会的影响

农村公社是俄国农民的自治机构,是农村的基本组织细胞,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农村公社被俄国人视为"特殊的俄罗斯精神".漫长的村社生活,造成俄国农民所特有的社会心理和生存意识,并进而影响到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村社制度孕育了俄国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村社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二重性特征使农民、地主、国家三者的利益得到调和甚至达到平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村社在满足农民基本生存的同时,培养了俄国农民对村社生活的依恋,农民的村社情结却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转型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障碍性因素.     

以色列社会整合的内在基础

社会整合可以构建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实现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方面,社会整合具有保持社会秩序化、规范化的基本功能,其目的是防止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因缺乏亲和力而导致发展失去控制,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无序.①另一方面,社会整合通过增强民众认同、协调社会资源,继而促进国家或共同体各方面的进步与发展.社会整合不会凭空形成,而需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建国.此前,犹太民族经历了世界性流散,曾遭受严酷的宗教和种族迫害.以色列建国初期力量依旧弱小,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同时欧洲反犹排犹势力仍存.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以色列的社会整合从量的积累发生到质的飞跃,为国家的建立凝聚共识、汇集力量,乃至使以色列在建国后的战争硝烟中仍能继续发展,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本文基于社会学理论以及以色列的实际情况,拟具体从犹太教信仰、希伯来文化、历史创伤记忆和安全利益四个方面,对以色列社会整合的内在基础展开研究和分析.     

信仰中国

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已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亟需面对的战略问题.中国在宗教信仰领域更加有所作为的关键,即在于正视一个逐渐浮现的、与“文化中国”和“中华经济圈”并存的“信仰中国”.它包含了三个紧密相连的“信仰板块”: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群体.中国国家力量对“信仰中国”的积极叙述、塑造与展示,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产生积极意义.     

斯托雷平农业改革中的村社政策

斯托雷平改革在俄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涉及较广，村社政策是改革的重要方面。虽然由于村社的自身特点，改革没能彻底打破村社，但对村社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份地交易培养了农民私有财产的观念；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卷入市场经济，同城市和工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村社权威削弱，村社成员不再视村社各种规范为金科玉律。     

新国际主义与中国软实力外交

需要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概念.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对,不仅指制度力量与文化力量,还包括国际认同、话语实践以及外交艺术.它在国际关系方面实质上体现了国家在国际社会化、制度化与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在外交方面往往与国际主义路线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主义曾经为20世纪中国的大国成长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今后的和平与发展进程中仍然是软实力外交的重要内容.     

信仰对话:当代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主导话语——法图拉·葛兰及葛兰运动解析

法图拉·葛兰是当代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信仰对话是他的核心思想.坚持宗教宽容与民族平等、信奉和平与非暴力的理念、建立民主制政府,以及捍卫民族国家安全是信仰对话的基本内涵.由葛兰的信徒发起的葛兰运动是当代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代表,他们通过建立教育、传媒和商业网络搭建信仰对话的平台.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体现了伊斯兰教的时代适应性,以及当代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趋势,推进了宗教多元主义的历史建构.     

论东正教与俄罗斯村社文化的亲和性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并广泛融入整个社会,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尤其是要跨过村社这一关,这就更需要东正教和村社文化有契合以及亲和的地方。长期生活在农村公社中的农民所具有的那种村社精神,如“沙皇是公社之父”的观念,农民彼此之间亲如兄弟、人人都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的道德习俗,同情他人的贫困与不幸、相互关心和帮助的人道主义等“农民社会主义”因素和东正教伦理构成了一种共同性和亲和性。     

城邦安全与文明安全视角下的 柏拉图哲学王统治理论

柏拉图生活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中，战争对于雅典城邦以及整个希腊文明都构成 了严重威胁，柏拉图为此深感担忧。正是出于维护雅典的城邦安全乃至整个希腊文明的安全的需 要，柏拉图在理论上构建了哲学王统治的国家。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统治一可以消除城邦内部的 纷乱，二可以消除希腊诸城邦之间的战争，三可以增强抵御外族人的力量。这些都有利于维护雅典 城邦与希腊文明的安全。     

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俄罗斯现代化是在其民族精神的独特性与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相互鼓荡中催生而出的,它呈现出一幅既波澜壮阔,又谜团纷纭的图式.这一特征与俄罗斯文化底蕴密切相关.村社制度导致俄罗斯老百姓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国家和集体更加服从,对政府和制度更具有忍耐精神.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东正教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国教,是专制王权的精神支柱.村社精...     

村社意识与俄罗斯社会发展

在俄国的农民共耕社这种共有制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式,即使在村社消失后,仍对人们的观念和社会的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与俄罗斯的改革以及新世纪的走向也有一定的关联.在西方观念引进的同时,村社思维方式在21世纪仍然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这可能会形成两种思维方式的撞击,而形成新的俄罗斯思维方式,俄罗斯在21世纪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新思维方式.     

再论扶南的社会性质与柬埔寨的奴隶制问题——答程爱勤同志

此前,我曾从对扶南的社会性质问题研究人手,对柬埔寨以及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古代社会与奴隶制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先后撰写了几篇文章,认为柬埔寨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国家扶南的社会性质属封建社会。并认为柬埔寨及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历史上,尽管社会的发展进程并不一致,但封建制与奴隶制都是同步形成的。并且,由于封建制一开始便是在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当地村社成员进行直接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或超经济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在其与奴隶制因素一道对原始社会的否定过程中,可以说一开始便发展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所以,就社会形态而言,东南亚各国历史上也就不曾经历过一个奴隶社会阶段。     

巴西的法治道路与现代国家构建问题

巴西法治道路存在明显的秩序短板,这与其现代国家构建问题有关。从法治的秩序维度考察,巴西独立以来的法治道路与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先"治民"、后"治官"最后才"治王"的路径正好相反。在"治王"方面,巴西的皇帝、将军和总统在不同时期构成巴西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驯服"王者"并不容易。近40年来,通过国会两次成功弹劾,巴西总统的权力已经得到极大限制。在"治官"方面,"洗车行动"开创了一个法检警协同合作的反腐败新模式,法治反腐取得重要成就。但是,巴西法治建设在"治民"方面长期表现不佳。巴西法治道路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现代国家构建视角得到一定解释。结合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现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国家合法性、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三个层次。通过考察巴西的现代国家构建,可以发现它的国家合法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国家自主性不足、国家能力软弱,且在短期内无法有效解决。可以说,巴西法治的秩序短板实质上是国家能力的短板。     

柬埔寨的涅达神信仰

柬埔寨的涅达神兼有土地神和祖先神的双重含义,是柬埔寨民间颇有影响力的神灵。涅达神可分为"地神"类涅达与"祖灵"类涅达,职掌一定地域内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扬善惩恶之法力。涅达信仰在柬埔寨流传广泛,祭祀涅达的民俗活动也十分盛行,具有明显的区域民族特色,是柬埔寨民间信仰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福建关帝信仰在海外传播原因初探

关帝原为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名羽,字云长,山西解州人,战死于荆州。据说,他死后,荆州百姓曾为其立庙祭祀。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下令修建解州关帝庙。自此以后,关帝不断“显圣”,屡屡得到朝廷封号。元末,关帝封号升格为“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王”。明朝,朱元璋下令在京师为关羽建庙,同时,《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信仰迅速发展。他的封号在明末上升到“伏魔大帝”。清朝封关羽为“宣德关圣大帝”,在百姓眼里,他是与文圣人并列的“武圣人”。闽中有记载的第一座关帝庙是东山关帝庙,建于明初。到了清朝,福州学者梁章矩说:“今吾乡街巷,…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治理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国应在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契机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一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从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从土地关系的演变重新解读俄国农民问题

俄国农民问题由来已久，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不归土地使用者所有。俄国的土地随着军事扩张而逐渐扩大，并历史地形成了村社土地所有制、僧俗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国家土地所有制。俄国土地所有制反映了社会政治关系，并形成了统治与服从的特点。随着俄国的西方化，这种关系逐步加强，并引发社会对抗。解决俄国农民问题不在于自上而下确立个人土地所有制，而是让农民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必须从思想和法律上确立劳动的崇高地位开始，壮大社会力量，改变社会关系，进而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开放给老挝民俗带来的冲击

老挝是个地处中南半岛 ,与中国、越南、泰国、缅甸及柬埔寨相邻的东南亚惟一的内陆国。在这个国土面积２３６８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３个大民族 ,即老龙族、老听族和老松族 ,以及４９个小民族 ,总人口约５００万。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度里 ,６５%的人信仰佛教 ,是一个典型的佛教国家。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老挝的民俗大多与佛教有关。老挝这种独特的文化习俗 ,对大多数不了解老挝的人来说是相当神秘的 ,这就给老挝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老挝１９７５年解放 ,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老挝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