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解读

本文在概括介绍《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的基础上,解析中方立场的立论基础,并进而探讨中方立场对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坚持主权原则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及目标简明化、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发展、以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是“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中方核心立场.由于中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立场”与联合国系统以及欧盟、非盟乃至跨国公民社会的相关立场既有契合也有不同,因此,未来联合国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虽已存在一定的共同基础,但也隐伏着相当的分歧与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筹资新框架及中国的应对北大核心CSSCISSCI

联合国主导的第三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通过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确立了一个综合性筹资新框架,为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这一新框架凝聚了国际社会关于共同发展的重要共识,具有内涵更丰富、针对性更强和监督更有力等优势,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筹资的目标重点、筹资原则和执行手段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和利益纷争。中国在应对新的发展筹资框架时,应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进以南北合作为主的发展筹资结构,同时在新南南合作的框架下积极推进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发展筹资新机构建设,妥善利用中国发展经验创新发展筹资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世界大事综览

2014年12月世界大事综述如下: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利马举行。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次缔约方大会(COP20)在秘鲁利马召开。通过艰苦的加时谈判,14日各方达成了一份相对平衡的协议草案,将作为国际气候公约于2015年在巴黎签署,并于2020年开始生效。该草案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2015年协议将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初步明确了各方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目标",为2015年巴黎会议前各方尽早提出各自     

《巴黎协定》:新的制度安排、不确定性及中国选择

2015年12月12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此举正式启动了2020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进程,从而打破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自2009年以来陷入的法律僵局。虽然该协定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温室气体的强制减排中,但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确立了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的法律模式,创建了包括可持续发展机制在内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机制。然而,《巴黎协定》在实体和形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和不确定之处,这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努力。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上,仍需发挥其大国作用,积极筹划相关制度安排。在国内,应考虑后者与"十三五"规划的衔接,探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中的制度选择,实现地区气候治理模式的多元化。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

正2015年,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得胜利,联合国应运而生,回顾那段改变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历史,世界各国都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纪念和反思,目的就是从中汲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努力开创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围绕和平与发展两大议题,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相继确立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2020年后气候变化安排两项重大全球议程,同时加大合作力度,共同应对     

欧盟国际气候政策中的消极因素

欧盟的国际气候政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主要包括：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对保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一种内外有别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在技术转移问题上过于强调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虚多实少；其相关产业政策导致排放转移，某些环境和技术标准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与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新形势一起，共同决定了欧盟难以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领导者地位。     

2015年后议程建构与中非合作探析

联合国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建构正处于最为关键的进程压缩时期.中非2015年后议程建构合作既有来自于中非围绕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MDGs)合作的坚实经验基础,也有来自于中非对2015年后议程目标/指标的重要共识基础.下一阶段,中非2015年后议程建构合作应从战略和操作两个层面加速展开:在战略层面上,中非应从中非长期发展愿景的视角,以建构中非利益—责任—命运“三位一体”共同体为指导,提出中非2015年后议程建构合作的具体原则;在操作层面上,中非应从中非长期发展愿景的中短期规划视角,以筹备2015年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为契机,形成中非2015年后议程建构合作的具体举措.     

《巴黎协定》下东北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与合作

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的进入新阶段,并确立了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协定聚焦了基本原则、三项长期目标、"自主贡献+盘点"以及法律约束力等主要问题,充分体现全球治理模式中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三大特征。东北亚是东亚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同时也面临严峻大气问题,在《巴黎协定》框架下东北亚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各有侧重,并将按照协定的要求,通过确立基本原则及共同目标、构建区域合作治理的多元主体、完善合作治理机制、开拓合作渠道,促进区域大气治理效果的实质性提升。     

世界大事综览

2008年12月世界大事综述如下: 一、联合国气候会议寄望2009年达成历史性协议.1-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在波兰波兹南举行,189个国家的1.1万名代表与会.会议达成一项工作计划,决定于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使人类免受温室气体带来的严重威胁.另外,为帮助那些严重受到海平面上升、干旱和洪水影响的贫穷国家,准备启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基金".会议争议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坚持沿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明确承诺减少排放的数量.     

民间组织在扶贫领域的责任与作用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年宣言》，明确规定在2015年前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一半。千年发展目标既代表了世界各国政府为促进发展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成为国际社会衡量发展的重要标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 中国发展理念的互动*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已成为衡量全球发展进程的首要标准和进行国际发展合作的 重要框架。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落实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深刻影响了中 国的发展理念。同时,中国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 展理念。中国的发展理念和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启示：明确确立民生优先 的导向性,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的有效性,大力整合发展利益攸关者的力量,务实利用国际援助和开 展对外援助等。未来3-8 年,是中国将其发展理念和经验外化为国际组织规范和原则的重要机遇 期。中国可以在提升中国发展理念、开展国际发展合作、设计国际发展规则等方面做出努力。     

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变化与应对战略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正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大国日益重视非洲;另一方面,国别、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战略规划意识上升。在地区层面,非洲"2063年愿景"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非洲共同立场的重要重叠为中非合作提供了战略聚焦;在全球层面,中国参与2015年后议程的执行与全球伙伴关系的获益结构对包括中非合作在内的中国外交有着结构性影响。有关非洲的地区和全球性发展战略规划的相互重叠与冲突,使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下一阶段的中非合作应充分重视其政策空间的发展变化,有机结合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对非战略与非洲地区和全球发展战略规划努力,推动中非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墨西哥:角色转型与政策选择

墨西哥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北美国家身份与政治和文化上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份,导致了该国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决定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随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转型,其国际角色定位从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转向旨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气候变化议题在当前墨西哥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其表达中等国家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本国的特殊性,墨西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诉求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追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政策选择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努力调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承担自愿减排义务;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就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桥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墨西哥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有利于其走出认同困境,从而找到与南北双方接触并符合自身利益和政策目标的路径。     

落实2030议程除贫目标:中国方案及其潜在影响

中国实施全面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包括: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与整体落实2030议程有机地联结起来;分两步全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在国内进行全面的社会动员;加强跨领域政策协调和调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中国将全面消除贫困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议程的重点及早期收获,可为世界树立榜样和提供借鉴。中国十分关注扶贫开发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促进,以及将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1与落实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具体实践,这将为超越发展目标之间的"筒仓结构"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     

G20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G20持续关注联合国发展议程的落实。G20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双赢选择,一方面有利于G20转型成为长期性综合治理平台,并系统化其发展议程;另一方面也为联合国推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树立了榜样。G20平台的特点决定其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上将主要发挥补充性和引领性的作用。G20如果能够更好利用其召集和动员能力以及提高政策一致性的明显优势,同时改善其落实能力,那么G20推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还是具备较大潜力。     

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特征及中印合作

印度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自2008年提出"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以来,印度的气候变化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变化。与发达国家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加侧重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同,印度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关注"安全纽带",即围绕水、能源和粮食安全这一主题展开。这表明,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多是从生态安全的整体性考虑,并未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核心关注。这提示中印两国应加强生态安全领域的战略和技术合作,依托印度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推动中国优势低碳技术在印开展绿色产能合作,并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积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立场。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由上至下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免责优待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全球气候治理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将有效地化解"京都困境"。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在多个层次上对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以国家减排为重心转向以经济低碳化为重心。另一方面,随着多边气候谈判僵局的持续,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认知逐步更新,而发达国家推动的"自愿减排原则"的传播也为南北气候治理规范的再融合创造了条件。为有效利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这一机遇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并主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三大全球倡议的普惠性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属于全球公共产品，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上的统一性。三大全球倡议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与联合国承担的全球使命相契合，有助于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也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抓手。中国携手联合国积极推进三大倡议的落实，有利于全球合作，而且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消除贫困与饥饿的挑战及前景——基于澜湄五国的研究

自联合国2000年通过千年发展目标和2015年通过可持续开发目标以来，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消除贫困与饥饿方面已经取得了稳步的进展。但在全球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下，2030年全球消除饥饿的目标或难实现。由于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的差异性，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泰国等澜湄五国减贫进度整体慢于世界平均水平，营养不良人口数量增加，粮食安全受到冲击，可持续农业发展滞后。文章围绕消除贫困与饥饿的目标，以澜湄五国为重点，分析从2000年通过千年发展目标以来，到2015年通过可持续开发目标，以及面向2030年目标，在消除贫困和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中国“碳外交”

哥本哈根会议揭开了“碳时代”的序幕，并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碳实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格局。“碳时代”的全球治理正在逐步瓦解由某一国家全面控制全球事务的可能性，促使各种国际行为体在公共平台上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中国“碳外交”的着眼点应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增强自身的“碳实力”，积极履行减排承诺，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