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后评估的标准

行政立法后评估是一新生事物,相关的制度目前尚处于"空白",评估机关在进行立法后评估时往往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而导致在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实践中各评估主体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估标准.应行政立法后评估实践之需要,统一行政立法后评估的评估标准是当务之急.总结我国行政立法评估机关在评估中的实践经验并结合国外立法评估的有关制席,行政立法后评估的标准主要应当有:合法性、合理性、实用性、效益性及技术性等五个标准.     

国家监察立法体系化论析

《宪法》和《监察法》虽为监察委员会依法行使监察权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如果监察法律体系转型不及时也有可能制约国家监察权依法行使。无论是基于路径依赖的理论,还是基于领域法学概念的兴起,抑或是出于填补《监察法》的立法漏洞或空白,从而确保监察权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监察立法都应当尽快体系化。制定新法与修改已有法律作为实现监察立法体系化的两种重要方式,应受到同等重视。新法的制定除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大监察法律制度供给外,还需全国人大尽快启动《立法法》修改进程,分别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和省级监察委员会以监察法规和监察规章制定权。新法的制定与旧法的修改将助推以《宪法》和《监察法》为基础,监察特别法为骨干,监察法规、监察规章为配套规范的监察立法体系的最终形成。     

国家科技计划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国家科技计划法,在狭义上指集中规定国家科技计划编制和实施的原则、程序和基本做法的综合性法律文件。科技计划法是国家在科技领域实现宏观调控的支柱性法律,从功能上看,科技计划法旨在以下领域发挥作用:克服自律失灵、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系统失灵。在我国现行科技计划立法及实施中,虽然很早就认识到了计划在科技领域中的重要作用,积累了大量经验,但无基本的法律依据;现行科技计划众多、分散,内容集成性、效力协调性和程序统一性都相当缺乏,亟待改进和完善。     

国家地质公园法律规制的探讨

国家地质公园既具有“地质”内容,又具有“公园”特征,建立国家地质公园既可以保护地质遗产,又能够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国家地质公园的概念及理论基础,接着分析了国家地质公园现状及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国家地质公园立法的若干建议。     

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主体、模式与规范

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具有试验性。作为试验立法,需探讨立法主体、模式和运作规范三个问题。行政程序应该属于中央立法事项,按照“试验立法权逐级下放”原则,应由地方性法规先行立法,地方政府规章先行立法有越权之嫌。试验立法的对象是实体与程序法律规范,不是法的表达形式,选择立法模式应综合考虑可操作性、立法效率与评估可能性等因素。据此,“法典模式”虽备受关注,但未必是最妥帖的方式,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恰当模式应当是“类行为法模式”。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自主、自发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无序性,将来可在鼓励地方自主自发立法的基础上,围绕立法计划,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有计划地安排和推进,并建立相应的运作规范。     

论社会本位的公证立法

一、概论随着2004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由国务院法制办修改后对外公布以来,有关公证法的若干重大问题如体制、性质、原则、范围、管辖、管理机制、公证员资格以及机构设置等在法学界、公证实务界、司法界以及社会公众中被传闻得沸沸扬扬,对于《公证法》送审稿的具体规定可谓是褒贬不一,当然涉及到对于公证制度的各种问题见仁见智地加以评判。这种情况导致公证制度在社会学意义上或者说从社会本位出发而生成的一系列深层次的基础问题被迫浮出水面,包括在社会公众心理中究竟什么是公证制度、什么是公证法、如何甄别公证法与实…     

国家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内在逻辑

国家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内在逻辑发端于各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的客观存在性。为了调和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政治国家便赋予国家立法以平抑社会群体矛盾冲突的功能性，因此，国家立法便具有了对有限社会资源分配的本质性。     

GMO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New Legislation on National Flexibility

In an area where until now national autonomy has been tenaciously resisted, new EU legislation provides Member States with ‘flexibility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ey wish to cultivate GMOs on their territory’. This forces attention on to the subtle, and not so subtle, ways in which internal market law constrains political actors in the EU. But it is similarly suggestive of how political actors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l market. As well as exploring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legislation and internal market law,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ways in which lessons from the past have been addressed by legislators. Whilst it takes somewhat seriously the politics of GMOs, the new legislation simultaneously reinforces some of the limitations of our dominant models for generating knowledge, including the EU's problematic dichotomy between facts and values,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普遍管辖国内立法近期发展态势

作为传统国际法所赋予国家的域外刑事管辖权，普遍管辖在当代国际法中对于结束核心国际犯罪（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有罪不罚的局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冷战结束后，普遍管辖国内立法呈现出单行立法、所依据的国际法基础以及司法可操作性均有所增加的发展态势。这是国际人道法复兴以及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蓬勃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国际政治气氛改变、国家不对称发展、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刑法应当顺应这种发展态势。     

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从国内运动到国际标准

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夏勇所长和《环球法律评论》杂志 ,提供这个珍贵的机会 ,使中欧人权学术网络 ① 得以从其于 2 0 0 3年 3月在北京组织召开的“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众多学术论文中精选出 7篇 ,以“主题研讨”的形式在《环球法律评论》上刊出。我打算就“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运动的情况和国际标准进行简单的阐述 ,并对以此为专题的研讨会发表几点看法。1 概念。实际上 ,时至今日 ,“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accesstojustice)这一概念的涵义究竟为何 ,学界和法律界并未达成广泛的共识。② 长期以来 ,在最…     

植物品种权立法的国别政策及其成因

伴随着《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演变,各国在本国植物品种权立法上做出不同的响应和选择。本文以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南非、智利、巴西八个国家或地区的植物品种权立法为样本进行对比分析,显示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国别政策差异,并进一步揭示出蕴藏在这种差异下的深层次原因,以期能为完善我国植物品种权立法提供借鉴。     

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的若干技术问题

我国刑法不少地方把犯罪主体称为“犯罪分子”,在语言表述上欠准确,因为它不能涵盖单位犯罪主体,带有某种人格歧视,而且用词不经济;在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地方使用汉字,违背了国家语言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及GB／T15835－1995国家标准;在定罪标准方面,有的规定必须“情节严重”,有的必须“情节恶劣”,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在涉及财产数额的定罪量刑方面有的规定“数额较大”,有的则规定了非常具体的数额,说明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够统一。     

论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立法的指导作用

以宪法为依据制定和指导民族法并建立民族法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设和近现代社会以来世界宪政制度的一个重大特点。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制建设及其初步形成的民族法体系,就是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的。     

民事程序立法中的国家本位主义批判——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思想的反思

本文对以国家本位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思想在法律规定上 ,诉讼体制上 ,以及司法观念上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在对这一指导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体制 ,政治理论背景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修改、完善民诉法应当采用的立法指导思想。     

泰国《全民健康保障法》及其对我国医疗保障立法的启示

泰国《全民健康保障法》为我国的医疗保障改革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该法立足于泰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为所有国民提供了普遍的免费医疗保障.该法所建立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以一般税收作为资金来源,通过医疗资金管理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分离,以及按人头付费的方式,控制医疗成本.该法满足了全民的健康需求,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促进了健康权利保障的平等性,保障了国民避免因病致贫的权利.我国的医疗保障改革应以公共税收作为全民医保的主要经费来源,以无差别的全民医保保障医疗权利的平等性,同时必须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