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逻辑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经济迅速成长,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这些变化,中国开始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外交形成了一些新做法和新思路,被称作中国的"新外交"。"新外交"在客观上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逻辑。     

从多边条约看中国外交

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签订的国际多边条约为基本分析数据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基本情况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勾画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轨迹,揭示中国签订多边条约与中国外交政策、外交战略转型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中国签订多边条约所反映出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特点.     

普京外交战略评析

冷战后,俄罗斯处于内外交困的时期,外交形势极为被动。至1999年,俄罗斯外交跌至立国以来的最低点。普京在此危难时刻宣誓就职总统,开始着手打造一个崭新的俄罗斯,力图重振俄罗斯、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经过3年来的调整和变化,普京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战略。即根据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调整外交政策,实行以独联体为依托、平衡东西方的多方位外交战略。     

大国外交的权威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领导力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中国领导人也越来越强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国内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国外强调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从理论上来说,权威是大国外交的本质和核心,与普通的国家相比,大国就意味着不仅有实力,更要有权威,在外交上得到其他国家和民众的尊重和支持.中国是一个有着大国外交基因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历史沉淀了大国心态,确立了独具特色的大国外交权威基础.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国外交的权威基础遭到严重侵蚀,缺乏必要的国力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重塑大国外交权威基础上走过了曲折发展的历程.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成为一个有权威的大国,实现大国外交权威基础的再造,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在要求.     

新世纪中国的南亚特使外交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常驻大使外交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直接外交的一种补充形式,特使外交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在中国的南亚外交中,特使外交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这深刻反映了中国在变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示了中国外交新的理念和战略,客观表明了中国南亚外交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借助特使这一灵活的外交形式,中国的南亚外交政策正在经历着温和的调整,其立足点逐步从双边层面向区域多边层面扩展。     

上海世博会和世博外交

2010年是中国的"世博外交年"。作为公共外交的工具,世博外交独具特色和功能。上海世博会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将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     

日本环境外交战略初探

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资金、技术优势从多角度推进环境外交,现已形成以亚太为中心、重视非洲兼顾拉美的环境外交战略格局。从实践看,日本环境外交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是日本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重要途径与平台。随着国际环境外交博弈的加剧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动,日本政府不断调整环境外交战略,并将对日本外交战略和国际形势产生影响。     

论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不同,它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人文外交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概念,强调包容与和谐以及以人为本,人文外交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文化外交可分为思想外交、文明外交和文艺外交三个层次,其中思想外交效力最强,是文化外交的核心。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离不开西方思想的扩张和征服,各种反抗努力的失败更显示了思想外交的强大力量。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通过参与和推动思想和价值观的国际讨论、整合制度资源、集中力量服务思想外交、大力开展学术外交等方式加强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大致经历了从低调走向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13年以来,伴随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接近尾声,伴随阿富汗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阿富汗政策更加清晰,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的主动性和力度明显加大。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重建进程和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阿富汗可能出现的动荡和混乱,如何妥善处理与涉及阿富汗问题各方的关系,如何帮助阿富汗实现真正的"阿人治阿"和"阿人所有",都是中国阿富汗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     

政治文明与中国外交

本文在对政治文明与外交的关系进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 ,比较系统地回顾了 1 94 9年以来中国政治文明与外交的关系 ,概括了这一关系的基本特点 ,并对中国政府在未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路     

印度的外交战略

印度的地缘位置、历史文化和丰厚的人才优势,加上近些年不断上升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其争取世界大国地位的信心明显增强。印度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展现全方位的、注重实用型的外交,加强同所有大国的外交关系,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奥巴马外交班底即将开锣

2008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美国遭遇内外困局的艰难时刻,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前进入角色,精心挑选得力干将并紧锣密鼓组建新政府,新政府各个关口的要员已基本就位.美国对外政策将出现战略性调整.     

尼日利亚的外交战略

尼日利亚是一个对非洲大陆国际关系有特殊影响力的国家。建国40年来，尼外交战略的核心是追求国家地位，它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即以西非为基本立足点，谋求“地区盟主”地位；以非洲大陆为重心，追求“非洲领袖”地位；积极活跃于国际舞台，以全面提升国家地位。尼外交战略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等特点。     

欧盟的外交谋略

欧盟作为一个在今后几年内将拥有25个成员国的超国家集团,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分量和防务安全影响力.当前,欧盟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以平等的政治身份参与大国外交,以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实现自主的欧洲.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and Negotia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state actors, organization agencies, and individual agents in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and negotiations. States as diplomatic actors, organizations as diplomatic agencies, and individuals as diplomatic agents enter into complex an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s. Proposing a three‐level analysis of interstate interactions and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I argue that no diplomatic negotiation happens without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ties at the state,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levels. The agency–structure paradigm provid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behavioral and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Diplomatic negotiation employs specific forms of interaction, using a distinct language, protocol norms, symbols, ceremonies, and rituals. The state's “self” (as a social conception of its identity, values, and interests) affects the process of diplomatic negotiation. By managing, organizing,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at the actor, agency, and agent levels, negotiating parties can advance the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diplomatic negotiation.     

俄罗斯新外交战略

7月12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批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这部构想是对2000年普京主持制订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的“补充”和“发展”，既体现了梅、普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连续性，也展现出俄在国力增强和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背景下的对外政策新思路。     

Diplomatic Asylum and Fang Lizhi

In 1968, the newly appointed World Bank president, Robert McNamara, asked former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Lester B. Pearson to chair a Bank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hopes that he could revive the North’s flagging commitment to foreign aid promis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Decade of Development. The Commission and its Report—Partners in Development—have a general reputation as farsighted approaches to problems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Canada, the Pearson Commission is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Canada’s commitment to Middle Power multilateralism. This analysis tests both interpretations by examining the Commission and the conception and reception of its work. Whilst 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circumscribed Pearson’s role and effectiveness, the Commission succeeded in helping Canada’s chief ally,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the burden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ith its European allies. As in the realm of peacekeeping, Pearsonian development diplomacy was as much about shoring up relations with Northern allies as it was with developing new Southern friendships.     

日本外交新构想:"中道"外交

日本"中道"外交构想源于战后吉田路线,2l世纪初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该构想逐步走向了政策前台.定位为"中道"外交的日本外交新战略,其核心是解决对美对亚政策的平衡,最终实现日本的"自主外交"目标,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大国",实现"普通国家"战略.新当选的日本鸠山政府作为"中道左派"政权,正在进行"中道"外交的实践,以求重新树立日本的新外交形象.     

间谍风波下的英俄外交危机

普京主政以来,英俄在经济领域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但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却陷入低迷状态,两国关系堪称"政冷经热"。2007年7月,英国试图采取危机升级的战略来达到引渡"特工案"嫌疑犯目的,从而引发了英俄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一场外交危机。从表面上看,间谍风波无疑是一个导火索,但从更大的背景看,两国交恶既有国际层面欧美与俄关系恶化的根源,也有英俄各自的政治考量。英俄外交危机将对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对俄欧关系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因于两国有着巨大的经济依赖性,英俄关系并不会走入不可化解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