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常识、常情、常理化

刑法的常识、常情、常理化具有必然性和道德性,并有机构成刑法的应有理性,而这将在根本上促进刑法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两个基本价值或机能的实现.刑法的常识、常情、常理化可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环节得到动态性的实现.     

论刑法变革中的技术价值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凸显了传统法律的滞后,也强化了法律变革的要求就刑事法律来说,高技术因素介入犯罪,对传统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带来了挑战,也为传统刑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本文分析了科技发展对刑法变革的重要影响,阐述了刑法夏革中的技术因素和技术价值,并提出了推动刑法理论及立法发展的若干建议。     

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

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产生和发展,导致这一权力同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产生了冲突,使得刑法解释权力体制产生了新变化。现实中,刑法立法解释权同立法权之间产生了混淆,进而因为这一权力的混淆,类推性立法解释的溯及既往造成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同时,由于解释对象和方式的混同,刑法立法解释权又同司法解释权发生运用的重合,深刻地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格局。     

刑法修正的道德诉求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公布伊始就引发了广泛讨论,随后的调整甚至引发了更大的争议.所有争议的本质还是立场选择——如何看待回应型的积极性立法的问题.法益理论无法提供一个批判立法的武器,无法撼动积极立法观的价值基础,反而常常为积极立法助力.即使承认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犯,也只能在刑法解释论范围内腾挪,在政策评价领域或者说在刑事立法领域,无法直接证明法益保护理论可以提供一个立法批判功能.在刑事立法领域应遵循规范保护为主的原则.立法的合理性包含着外在道德评价和内在道德评价.外在规范伦理的层次性特征恰恰为行为入罪与否提供了相对规范的标准.刑事立法首先要遵循规范伦理,要受到法律内在道德的制约与立法良知的制约.这是刑法成为良法的基本前提.同时,刑事法又因为涉及底线人权,所以其受到的制约应该更为广泛和严格.此外,刑法的修正不能也无法建立在期望其他法律配合的基础之上.就内在道德而言,刑事立法应当满足清晰性、一致性以及可实现性等诉求.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论《刑法修正案（八）》对刑事处罚制度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彻底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在完善刑事处罚体系。其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取消了13种罪名的死刑以及调整了死缓的相关执行规定；其次是对自由刑的重要调整，使得“生刑”和死刑之间差距更加合理、管制刑更加完善，假释和缓刑规定更加明确和丰富；其三是财产刑得到重视，有所增加；其四是量刑情节相关规定更加完善。总之，本次务实、协调的刑法修订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刑法三十年反思

1997年刑法对1979年刑法的修订,是我国刑法的历史性进步,从宏观方面看,主要表现为从类推制度到罪刑法定原则的转变,由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到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刑事政策从惩办与宽大到宽严相济的调整。但是,回顾我国30年来的刑法立法和司法,尚存在需要重新审视和改进的方面:应当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需要大力完善死刑的立法和司法,要进一步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论司法裁判的合法性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是司法裁判权运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为司法裁判活动提供了正当性理由。现代法治理论中有关司法裁判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存在不足之处。对人们司法裁判合法性信仰的最大威胁来自司法专横和腐败。     

论富勒“合法性原则”的道德性与制度化

在上个世纪中叶进行的理论交锋中,富勒与哈特针对"合法性原则"的性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哈特认为"合法性原则"是功效原则,富勒坚持认为"合法性原则"是道德原则。富勒对"合法性原则"道德性质的确定和制度化安排,展现了其作为法学家的人文情怀和实践精神。     

刑法平等原则

刑法平等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宪法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上的反映。刑法平等原则包括立法平等和司法平等两个方面。立法平等包括三个层次,司法平等包括三个方面。     

从许霆案看刑法的谦抑性

社会上一度争论的沸沸扬扬的许霆案已经有了最终的法律结果,然而由此案引发的对刑法问题的思考却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触及更深层次的刑法理论问题。回顾许霆案审理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许霆最初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后被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这种刑期上的差别可谓一重一轻,变化相当明显。然而,我们也注意到,虽     

论法律推理的合法性要求

合法性是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在法律推理中同样如此。法律形式主义的合法性理论遭到了法律现实主义的否定,这两种理论都是以简化的法律推理模式为出发点的。本文指出,法律推理的合法性首先要求法律推理必须使用法律上的理由;其次还取决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合法参与以及社会对司法判决的一般性接受。     

论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并立

“行政刑法”是个舶来品,一般是指行政法或经济法中的“附属刑法”.然而在我国有特殊性,一方面我国“附属刑法”呈现“附而不属”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罪刑规范,即没有罪名和法定刑这些实质内容;另一方面我国在刑法之外规定有大量的人身自由罚,也即行政处罚中有行政拘留、收容教养、强制戒毒等,而且这些人身自由罚没有司法程序.加之我国刑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构罪标准,导致我国行政法与刑法不能够进行有效衔接.故本文主张建立刑法“二元立法机制”,实行刑法和行政刑法的并立,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难的问题,以推动我国刑法的科学立法.     

论刑法的修改形式

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根据社会需要以及犯罪发展态势,适时针对不合理的刑法规范与条文作出相应修改的一种立法活动。从刑法修改的范围来看,有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两种形式;从修改所采取的载体形式看,有刑法典修改、单行刑法修改与附属刑法修改等形式;从修改所涉及的内容看,有废止型修改、修订型修改与补充型修改几种形式。刑法修改必须针对特定对象与内容采取不同的修改形式,刑法修正案不应当成为刑法修改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对行政犯而言,更应该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与修改形式。     

论越权刑法解释

在当代中国,越权刑法解释问题已经成为类推制度寿终正寝之后罪刑法定主义的最大敌人,极大地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解释有权力和权利两种不同层面的存在样态,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条文背后的刑法规范,对刑法立法而言具有从属性特征."越权"包括越实有职权和越解释权两种类型.越权刑法解释包括越权刑法立法解释和越权刑法司法解释两大类.本文进一步探析了越权刑法解释的成因,进而提出了包括建立撤销机制等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方案.     

论授权立法的合法性

从历史的和立法理论的角度研究授权立法的合法性,指出授权立法产生的一定历史必然性以及与民主、法治等重大宪政原则相抵牾的合法性欠缺;分析了各国对授权立法合法性欠缺的补救措施及其在法理上的意义;最后文章还探讨了授权立法的合法性研究在当前我国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论刑法的公共关怀——与刑法人性化的比较分析

"公共关怀"是指组成公共或普遍人群的单个或个体的集体乐趣和福利。它不同于人文关怀,公共关怀是对每个人的关怀、关注,体现的是公共智慧,是对人既有经验的参物。刑法公共关怀体现为刑事立法的深思熟虑、系统而周密,这种关怀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社会的治理,是大众参与的理论。本文从人性的角度,以社会契约论为核心的溯源性和典型文本的典型与非典型的回应两方面进行考察,对刑法的公共关怀和刑法的人性化进行了思考和比较。     

论完善我国刑法立法的几个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法律规范的要求也更臻于完善。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尽管有了很多充实与发展 ,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新需要 ,仍须对我国刑法立法作进一步的充实与完善。     

论定罪免刑条款对刑法边界的解构

刑法的边界往往与刑法的基本概念密切相关.古典刑法概念坚持了犯罪与刑罚的二元一体结构,从而划定了刑法的边界.但定罪免刑条款对犯罪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构,割裂了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从而使刑法的边界无限扩展.然而,定罪免刑条款缺乏立法的逻辑性和理论的合理性,应该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