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聂树斌案 ——以再审程序和证据为视角

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被改判无罪,该案存在再审程序启动难、审理难等问题,但再审与"缺席审理"并不冲突.该案再审对原审部分证据的取舍表明,应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审查存疑证据.该案再审对改进我国再审审查模式以及保障当事人申诉制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析“刘涌案”引发的刑事再审问题

本文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方面分析了刘涌案的判决,特别关注该案引发的刑事再审问题,即该案是否应该提起再审、该案应由谁提起再审、该案再审的理由是否充分恰当等,得出,我国刑事再审制度在程序设定和执行规定方面亟待修改后更趋合理.     

对违法违纪代表不宜一概罢免

滕修福2009年9月9日在中国人大新闻网撰文指出，“孙伟铭案”由一审死刑到二审改判为无期徒刑，理性去思考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论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以台湾地区争点效的要件为借鉴

既判力只及于判决主文中对于诉讼标的之判断,判决理由中的判断无既判力。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对后诉有一定的拘束力,即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4项规定了判决理由的预决效力,但尚待完善。我国台湾地区争点效的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预决效力的已确认事实应限于前诉的主要事实,受预决效力约束的当事人应与前案当事人一致。前诉判决的已决事实可因在后诉中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而直接导致相异认定。     

浅议民事抗诉案件证据的审查认定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而当前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对抗诉证据的审查认定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已影响了抗诉案件质量和改判成功率。针对此种情况,文章明确提出了审查认定抗诉案件证据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以及完善抗诉案件证据审查制度的相关措施。     

论超诉讼请求判决的识别与规制——以2015年至2019年390份民事判决书为样本

识别超诉讼请求判决有形式和实质双重标准。识别过程中应以严格的程序要求把握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界限。超诉讼请求判决可分为判决内容与诉讼请求内容错位、判决认定的责任主体与被请求的责任主体错位两种情形。判决超出诉讼请求之部分没有在一审程序中为进一步言词辩论之必要,不能发回重审,只能改判、撤销或变更。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可通过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规制,后者应当注意《民诉法解释》第392条"当事人未上诉即丧失再审利益"规则对当事人、法院和检察院的约束力。     

论民事诉讼中的心证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心证公开制度,心证公开的程序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心证公开是自由心证的客观化机制;二、心证公开是辩论主义的补充并与阐明制度、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相连接。《证据规定》规定的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在内容上还存在不完善、不科学之处;《证据规定》确立的阐明制度尚不彻底。要实现心证公开制度的制度功能,必须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定》中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和阐明制度。     

我省法院二审经济纠纷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情况调查分析

最近,我们就二审经济纠纷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情况调查了贵阳市、安顺地区、黔东南州三个中级法院及其所辖的部分基层法院,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改判和发回重审率一直居高不下,保持在52％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执法水平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加以研究解决。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省法院二审经济纠纷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情况见下表:     

刑事庭审笔录的性质与运用初探

证据是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的联系,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应将庭审笔录纳入刑事笔录证据行列,其证据属性体现为服务于二审、再审等.庭审笔录始于一审判决结束之际,记录了所有的证据和事实,展示了法官适用法律和自由心证的过程,必然成为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评价一审的基本材料,也同时可以用于证明一审程序合法、证据审查和认定等活动.     

从廖宗荣案论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从证据提供、审查范围以及证明标准角度看

通过对案情相似,判决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在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一是,变通适用了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标准,间接肯定了行政主体在不收集证据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普遍做法;二是,体现了在重新审理模式下,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尊重;三是,改变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传统证明标准,采用了优势(明显优势)证明标准。     

民事二审新证据的界定与适用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有“新证据”是二审开庭审理的法定事由之一,但新法对二审新证据的规定阙如,导致二审法院对新证据如何界定与适用存在疑惑,现有司法解释也未能较好地解决此问题.民事二审的特殊功能决定了新证据仅应被有限引入,且其适用须遵循实体与程序的双重限制,以平衡实体公正、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     

股东派生诉讼再思考--兼评一起合资公司股东侵害公司权益案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已不可避免,但不论是在学界或是实务部门中,对这一制度的准确内涵认识比较模糊.本文通过对一起合资公司股东侵害公司权益案一、二审判决的质疑及评析,并通过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比较,对此加以明晰;同时本文还探讨如何确定股东派生诉讼当事人地位,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相关程序的问题.     

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的几点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审判制度作了较大改革。但有些问题仍值得思考和研究：１、取消二审法院的书面审理方式，真正落实公开审判原则；２、取消死刑复核法院提审、改判的权力，因为复核法院的提审改判既违背了审判公开原则又违背了两审终审原则。３、削弱庭前活动，强化庭审活动。     

中国宪法适用第一案评析

由 1 1年前发生在山东省的一起冒名上学事件引起的纠纷 ,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 2 0 0 1年 8月 1 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专就此案作出的批复 ;同月 2 3日山东省高院直接引用宪法第 4 6条、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作出终审判决。齐玉苓案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并引发激烈争论 ,争论焦点涉及宪法和宪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宪法适用及相关问题。本文对齐玉苓案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及山东省高院判决的性质和适当性、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主体等问题进行探讨 ,并展望了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能模式。     

以个案谈法官的判决技巧——以爱克福得公司诉深圳市房产局案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中的爱克福得公司诉深圳市房产局案展示了法官在案件判决方式上的技巧和智慧。它避开了本应该是争点的规范冲突适用问题,转换审理思路将免责事由的审查列为争议焦点。这个案例只是法官巧妙运用判决技巧的一个缩影,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中大量地展示了法官的判决技巧和智慧。也正是这些回避和模糊的判断技巧为学者们的研究设置了障碍,使我们对案件有了不同观点的交锋和争鸣,同时也正是对这些技巧和智慧的把握为我国法治环境的改善和司法的进步产生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司法如何获得国民的信赖——评孙伟铭案判决

这是一起轰动全国、影响极大的案例。 2008年12月12月14日,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在成都市成龙路先后和四辆小轿车发生撞击,造成4死1伤。2010年7月22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孙伟铭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同年9月4日,四川高院对孙伟铭案进行二审。     

论证据与证据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以电子证据的可信度危机为论证起点

电子证据现象反映了证据的可信度问题即所有证据形式都会被修改,所有的证据形式都面临着可信度危机。证据的可信度除了与证据的取得过程有关,还与证据提供者的可信度有关。在证据取得过程合法的情况下,证据的可信度将直接取决于证据提供者的可信度。     

德国吕特案判决五十年来的社会影响

1958年1月15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吕特案做出的判决，曾经引起德国社会极大的关注。长期以来，该判决确立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宪法的适用效力可对私法产生间接的辐射效应、客观价值秩序可作为基本权利与私法益发生冲突时的衡量标准、表达自由在基本权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等等，已经成为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共识。50年后的今天，德国法学家对这一判决的历史价值仍表现出持续关注，并做出更为系统的评价。吕特案判决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普遍适用于战后西方国家的用于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范式。     

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发回重审制度在诉讼程序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以及实践当中操作欠佳,使得司法实践为此付出了较大代价,因此有必要对发回重审制度进行重构,重新界定发回重审的标准、理由:对于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到案件正确判决时,二审法院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一律发回重审;二审法院应严格依法行使发回重审权;废止再审中的发回重审程序。     

上诉案件开庭范围实证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二审开庭的范围,解决了实践难题,同时兼顾了诉讼效率.司法实践中上诉案件开庭数量激增,但改判率很低,法院对开庭必要性缺乏审查,一些上诉后又撤诉的案件开庭审理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而未开庭审理的案件改判率较高,检察机关的监督存在盲区.上诉案件审理方式的选择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诉讼效率和公正的关系,原则上讲,应当将涉及事实认定或容易出现错误、需要检察机关监督的上诉案件纳入开庭审理的范围,其他不开庭审理一般也不会出现错误的案件则无需开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