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领域刑事立法扩张的反思

以刑法修正案为研究视角,纵览金融领域刑事立法的过程,金融领域刑事立法资源的积极投入主要表现为金融犯罪罪名的新增、原有罪状的细化和既有法定刑的调整,使金融犯罪圈呈扩大趋势。究其原因是,金融经济发展的需求、金融监管部门的推动以及刑法依赖思想的根深蒂固,使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一再扩张。然而金融刑事立法评价应属于二次评价,在将某一行为纳入犯罪领域之前,应以该行为首先违反前置性法律为前提,实现刑事法律与非刑事法律的有效衔接,从而建立有层次的金融法律评价体系。     

金融犯罪新罪名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与理性反思

近年来,金融刑事立法活动呈十分积极的态势,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法实务部门对金融犯罪新罪名的适用却相当谨慎。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导致法律虚置现象;犯罪构成要件不甚明确,立法技术有待提高;刑事政策宽容,司法非犯罪化;金融刑事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局限性等等。推进金融刑事司法工作,保障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做到：协调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注重立法效绩,加强司法人员专业素质培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探索金融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严密金融犯罪刑事法网的学理分析

各国金融刑事立法通过使用堵截构成要件、弹性构成要件、犯罪处罚早期化、增补新罪和提高法定刑等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严密刑事法网利于强化刑法的不可避免性,但容易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产生冲突,从而淡化对个人权益的保障。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以刑法修正案为视角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基本合理,主要表现为：犯罪圈扩大;合理的非犯罪化或从轻化;保持经济、行政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入罪标准科学化。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趋向加重;缺乏超前和预见性;部分罪名修改缺乏一体性考虑。建议在未来金融刑法立法上。谨慎保持扩大犯罪圈的趋势;改变立法的重刑结构;注重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论公司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本文从美国Sarbane-Oxley法案中寻求公司犯罪刑事责任的启示,结合我国公司犯罪的现有刑事立法,探寻如何完善我国公司刑事立法,认为:(1)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使公司刑事责任等构于自然人刑事责任;(2)刑罚原则上坚持两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完善相关刑罚制度;(3)加重责任人员刑罚,注重财产刑的运用。     

税收刑事立法比较与我国税收刑事立法的完善

在对各国税收刑事立法进行比较和对我国现行税收刑事立法缺陷评析的基础上 ,我国的税收刑事立法应进行如下完善 :取消偷税罪的列举式和数额加比例式的立法方式 ,采取列举加概括式和单独数额式的立法方式 ;增设抗税罪的单位犯罪 ;增设税务代理人偷税犯罪 ;对于发票犯罪 ,按照行为方式的不同来构建法条 ,以压缩罪名。     

刑事司法与犯罪防治

犯罪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刑事司法制度及其运作则是犯罪防治的重要一环。本文阐述了刑事司法在犯罪防治研究中的地位、内容以及刑事司法对犯罪防治的作用与价值。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刑事司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是各国司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新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恢复性司法运动,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国家刑事司法的走向和预防犯罪的模式。可从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观念和实践出发,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民情和社情,进一步完善恢复性司法制度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刑事立法研究

从严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是我国反恐刑事政策的主基调。反恐刑事立法历经数次修改逐步呈现出"法网严密、刑罚趋重"的罪刑配置,初步建立起追诉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程序,但仍然存在基本罪名缺失、罪名体系不完善、罪状表述不精确、罪名设置方式不合理、刑诉法中有关规定较为抽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应继续保持从严惩治立场:一方面,增设恐怖活动实施罪,增设遗漏的罪名,完善相关罪名的罪状表述,集中规定恐怖活动犯罪;另一方面,完善并细化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程序性规范,构建反恐刑事特别诉讼程序。只有不断完善反恐刑事立法,推进反恐刑事政策不断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反恐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轨道。     

行政刑法立法原则重构

我国刑法体系中的行政刑法规范数量众多,为了解决目前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单行行政刑法以及附属行政刑法法规之间的诸多竞合和矛盾之处,单独设置行政刑法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刑法的迫切需要。确立以行政刑法为核心的专门立法,应当采取行为本位主义的立法模式,坚持间接调整原则,采用直接设置独立罪名、法定刑和设置照应性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结构,设置特有的刑罚原则,实现行政刑法理念和行政犯罪司法体系的更新与创造。     

刑事执行立法浅议

刑事执行法是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备、现行行刑主体的多元化、《监狱法》的缺陷都呼唤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五十多年的实践、理论和立法使刑事执行法的立法时机已成熟。刑事执行法的立法应符合刑事执行的规律     

金融安全刑法保护的价值思考

刑法对金融安全的保护主要出于功利性的价值选择.刑法在金融安全领域适用过程中存在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矛盾的尖锐性和协调的困难性.作为和平与安全的外在支撑,刑法的功利价值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要达到实现正义的终极目的,相对温和的刑法公正价值需要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环境刑法法益的角度谈环境刑法的完善

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环境法益,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只注重对环境犯罪侵害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在绿色文明时代,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应确认环境法益在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刑法法益中的主导性地位,树立环境刑法法益在整个环境刑事立法上的指导形象。     

论有关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

在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的情况下,加强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已是刻不容缓。加强有关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首先要更新理念,即在尊重生态学规律的基础上将生态价值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其次,在借鉴他国有关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刑事实体法要将一定时期内被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以上的违法行为定罪处罚,增加部分罪名,扩大刑法保护的环境要素范围,适度增加危险犯的规定,并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而刑事程序法可以考虑实行环境保护专家陪审制。     

论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

刑事执行作为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对应的实践形态,在国家刑罚权实现的整个链条中居于最后一链,具有集合和终结的意义。我国目前刑事执行观念上的偏狭以及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问题。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金融市场发展的刑法保护——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背景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制度的主导作用。金融犯罪件逐步递增,呈持续高发状,并有其自身特点。用刑法预防和打击危害金融安全犯罪虽然效果明显,刑法应该也只能是保护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刑事政策、立法等方面对这项制度进行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规定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制约了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本文以刑罚法规正当原则和现实执法情况为视角,分析了受贿犯罪规定的缺失。并提出,在保留我国受贿罪立法中的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香港、日本的法律为参考,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刑法,以完善受贿罪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