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释明权探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 ,对抗与判定成为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为避免当事人因对抗能力较弱而导致“正义被淹没”的结果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引入了西方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理论 ,完善了我国的释明权制度。释明权作为弥补当事人对抗能力的不足 ,维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结构的平衡 ,以发现真实 ,实现实体正义的制度 ,其基本内含、设立该制度的价值基础及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台湾民事诉讼中合意选择法官制度透视

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改革中,试行当事人合意选定法官审判的制度。这一新制度乃世界首例,其理论基础在于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和提升人民对法院裁判的信赖。该制度的推行具有民事性、独创性、合法性和注重理论指导性等特点,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对附带民事诉讼性质的分析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相结合的一种诉讼形式,因其本身涉及两个学科而引发理论界对其价值导向的争议。虽然立法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后,最高法院对此制度相继出台了四个司法解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的法律规定已难以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系统地考察,导致这一制度存在瑕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对此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薄弱;其二是社会的发展变化与人们认识局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而这两种原因的存在主要还是因对此制度理论基础认识和理解的不同造成的。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进行梳理和探讨,确立其理论基础,无疑对审判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践困惑与制度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制度价值上值得推崇，诉讼经济、程序便捷、审判集中的优越性是独立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所难以比拟的，但现行立法规定过于简单笼统，造成司法实践中遭遇困惑，形成立法理念与执法现实之间的差距。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的比较研究，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对于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改进与完善途径加以解决。     

论边沁犯罪补偿理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借鉴

贯穿边沁著作始终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其立法理论中提出的犯罪补偿理论对当今社会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归根结底体现在作为犯罪被害人的权益难以通过此制度得到有效救济和恢复，许多被害人受犯罪侵害后终身处于贫困境地，身心极度痛苦，而我国又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因此，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借鉴边沁的理论，建立起补偿内容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的犯罪补偿机制，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担当制度初论

民事诉讼担当制度对现代型纠纷的解决而言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目前该制度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鉴此,本文在考察我国现状的基础之上,就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担当制度作了初步的探讨。     

举证时限制度若干问题的理性思考

举证时限是民事证据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在于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司法解释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一方面体现为基本法与司法解释的矛盾难以调和,另一方面在于司法解释规定本身的非科学性与非合理性,因此,应当对我国目前的举证时限制度加以立法重构。     

《调解规定》的背景及其意义

近年来，理论上“只有‘调审分离’才能治愈我国民事诉讼痼疾”的观点几近共识、实践中庭审功能得到过分强调，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出台《调解规定》重新强调法院调解，表明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都存在偏差。本文试图论证法院调解与判决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具有相同本质，法院调解危机的实质是“调审合一”论对我国民事诉讼本质的错误解说及其指导下的民事司法改革对西方诉讼理念及制度的部分引入所引起的混乱。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反思——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着眼点的分析

在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随后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却回避了这一争议颇多的问题,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最模糊的阐述.事实上,我国现行的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代表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的困境,这一问题亟待解决.因为我国偏重追求实体正义价值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不存在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所依赖的制度基础,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设立该规则的现实需求.所以,我们应当废除当前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作为证据合法性判断与排除的依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研究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建立已久，但是存在的问题和争议也很多。我国应完善现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因刑事案件犯罪严重程度不同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修改其与民事法律相冲突以及法律原则相悖的部分；规定允许被害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不必须进行刑事诉讼，或不待刑事案件审结先行提起民事诉讼，改变“刑事优先”的传统模式以平行诉讼来加以处理。     

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的构建

执行救助是在民事执行过程中,确因客观原因,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尚未实现,且其生活又特别困难时,由法院提供一定物质帮助的救济行为。它受到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热切关注。但是,国家层面的统一制度尚未形成。目前的执行救助主要是各地各级地方法院试点实践的产物,可谓五彩缤纷,形态各异。为了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生存权,实现社会和谐,长治久安,亟需构建统一、明确的执行救助国家制度。近年以来的司法实践,为该项制度的构建,廓清了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在此基点上,分析目前执行救助存在的问题,归纳共通的救助范围、对象、程序和具体措施,乃是构建我国统一执行救助制度的理想途径。     

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的批评与展开——以公益诉讼为视角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有关公益诉讼的探讨都方兴未艾,检察机关相较于其他国家机关代表国家维护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但检察机关的民事起诉权应是其诉权的反映,而非渊源于检察机关的民事法律监督权,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当下一个权利多元的社会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仅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式之一,因而如何准确的表述公共利益和确定检察机关的民事起诉范围便成为考量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边界的重要参数。     

论民事诉讼中自由证明的构建

自由证明作为与严格证明相对立的一种证明模式,体现了根据不同待证事实的特性采用不同证明方式的诉讼分流理念及价值,并已在较多国家得到广泛确立和适用。而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证明制度中尚未确立这一证明模式,理论界更是未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制度的体系化和多元化构建。如何在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制度中合理构建自由证明制度,使其在证明待证事实中发挥自身应有的优势,逐步实现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制度的体系化和多元化构建,从而为法院合理有效地认定待证事实提供一个更为高效、公正的制度环境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略论物上请求权

作为大陆法系物权法制度的特有概念,物上请求权在民法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2007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物权法》.在此基础上,对物上请求权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应当从物上请求权之概念出发,认识其性质与类别,辨析其与诉讼时效之关系,进而探讨其私力救济之问题,并结合《物权法》现行规定之纰漏提出可行的完善建议.     

寻求合法性——浅析英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根据

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必须有其经过充分论证的合法性根据;对于英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保守主义传统的国家来说,此项根据必须能够具体涵盖保障公民自由及地方自治。通过帕特里克.柯洪的详细理论阐释以及罗伯特.皮尔所推动通过的《大都市警察法》及其一系列建警、警务原则,现代警察制度的合法性根据得以成功构筑。     

略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从其产生就代表国家享有公诉权。公诉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诉权。这是研究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理论前提。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一切执法和守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监督。公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检察机关有必要行使民事公诉权,但其行使范围有严格的限定。     

反诉制度探究

反诉制度是民事诉讼中一项特有的重要制度。我国对反诉制度的理论研究还不成熟,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颇多问题。应从诉权、诉讼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反诉制度进行理论上的探究,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诉制度。     

婚约制度的构建研究

法律对婚约之效力、诉讼主体的确认、彩礼归属、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等诸多具体问题的规定几乎空白,成为司法机关无力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往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严重现象,且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婚约制度将对填补我国婚约立法,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司法改革中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法治理想——以法治的社会基础为视角

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立法层面得到了细化,体现了司法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但理论上对该制度仍存在着误读,其根源在于:一是没有将该制度放在我国法治的社会基础上进行考量,过分强调了民事审判制度的独立性;二是忽略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纠纷解决价值;三是将法官的权威与司法权威画等号。为了实现法治理想,应当在中国社会的法治基础这个视角下来审视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发展及完善。     

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

中国的政党制度运作有效、成绩斐然，但却相对欠缺专门理论体系的根据支撑，而当今通行的（即所谓西方的）政治学又不能为这种理论根据提供准确理解和分类规范。针对这种情况，本文的分析论证表明，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在于它具有范畴沟通及其应用的普适性、特色创制的合法性、以及道义为善的合理性；从学科意义上讲，这种创制的理论同样可以具有与通行政治学进行沟通和范畴应用的相应话语；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和普适性提供了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内容，其主要含义在于创制与发展相同一的政治文明。基于这些认识，本文针对如何改变当前理论滞后于实践的情况、以及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范畴普适性的政党理论体系，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