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立法公民参与机制构建的思考

行政立法的“部门利益”导向日益严重,出现了“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规化”的非正常现象。基于此,在行政立法中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对确保“法为良法”具有重要意义,公民参与是增强行政立法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要途径。     

试论公民参与地方人大立法的理论依据——基于参与民主理论的视角

在我国，公民参与地方人大立法是有着深厚的政治学和法学理论基础的，公民参与立法是参与民主的内在要求。作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民主实现形式，参与民主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它更强调民主政治的人民性、参与性建设。     

美国公众参与立法机制及其启示

公众参与立法对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部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中，能够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民主参与的发展。美国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完善，其所取得的成就对我国建立公众参与立法机制有着积极意义的启示。     

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有效对策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对于提高行政立法质量、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还存在诸多不足,如相关法律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抽象、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制度化水平不高、政府信息公开不足、公众不具有对行政立法的动议权等,完善我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必须健全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救济制度,加快行政立法的听证制度建设,以法律形式对公众的动议权作出明确规定,以促进行政立法的正当性。     

党内民主参与机制——农村基层民主与“保先”长效机制建设的时代契合

用基层民主制度为“保先”长效机制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在“保先”长效机制建设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使二者相得益彰、双赢双进,是一项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     

公民有效政治参与探析

公民有效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目标。政治文明程度、公民满意程度和社会政治稳定程度是判断公民政治参与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公民有效政治参与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加速器”作用，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发挥“减压阀”作用，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制衡”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发挥协调、凝聚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公民参与地方立法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在地方立法建设中逐步实施公民参与．实现了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有机统一，拓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为首都北京城市功能的实现和发挥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立法实践中充分实现人民民主．就需要在立法中进一步扩大公民参与．不断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创新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机制。     

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与社会机制

民主的实质是基于自身权利之上的人民的自治与自主。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作为实践理性的一种自我立法,深刻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性。现代社会中的民主作为一种自治的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三种存在形态:市民社会个体与各种组织的自治民主、作为政治公共领域的参与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建制性政治民主。成员的参与是民主的关键尺度,基于公正程序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构成了民主决策的最一般的规定。     

参政党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政党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政党的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一参加、三参与”和“政党监督”是我国参政党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参政党建设,实际就是加强参政党的“一参加、三参与”和“政党监督”能力建设。     

论法治之法

有法制不一定能实现法治；法治必须是“良法”之治，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究竟什么是“良法”？“良法”即法治之法，它是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中必须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具备民主、科学、道德属性的法律，才能称得上是“良法”，即法治之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化探索

党的领导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根本的政治保证。2018年我国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宪法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要发挥其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即“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在推进党的领导的规范化建设的今天,党领导立法不仅是我国立法中应当遵守的一项輕原则,还应当将党领导立法具体化为一整套立法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即将其作为我国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守与执行的行为规范,因此有必要推进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化建设,为我国各级各类立法主体的立法活动,提供基本的准则指引。     

参与民主：中国的实践

参与民主与代议民主、协商民主等一样同属于民主机制，可以在不同环节、层次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服务于特定的民主制度。在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参与民主机制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并在中国的民主发展历程中体现出独特的作用和价值。中国参与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增强公共事务的“透明性”，提升民主参与的公信力和有效性；拓展参与渠道，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重视参与民主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培养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能力；以党内参与带动社会参与，推动民主参与的全面发展；重视基层参与，夯实民主参与的基础；引导网络参与，丰富民主参与的形式。     

厦门立法促进“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的思考

厦门“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的形成有赖于政府的强力推动和大力支持，法律同样不能缺位。为了防止政府介入过深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消除市场主体的短期行为因素，促进厦门“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早日形成，厦门有必要就促进“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进行立法，以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     

论新时代党领导立法的科学内涵及实践要求

“党领导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法治建设的实践结晶。深刻理解党领导立法的科学内涵,不仅要认识到新时代党领导立法的重点已从政治规范保障向引领推动改革转变,而且必须正确处理党领导立法与立法机关主导立法的辩证统一关系。新时代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领导立法,充分发挥立法机关主导立法作用,不断提升立法质量。     

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及形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对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探讨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中“谁在参与”、“怎样参与”的问题,对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制度框架下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为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渠道。但是,农民仍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非制度参与以实现其利益要求。我国“三农”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实施都迫切需求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     

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构建

公众参与是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需要反思为何公众参与在实践中逐渐陷入无用论的困境,其路径是在立法中改变有限参与的制度定位,在充分保障公众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参与权基础上,建构交涉性参与过程.在公众参与方式上,应当客观定位听证会制度,以非正式的通告与评论程序作为公众参与的一般形式.     

新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困境

新社会阶层作为一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浪潮中形成和发展壮大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学术界在新社会阶层身份属性的划分、“政治参与度”以及“政治参与方式”等问题上陷入了理论困境,为此,需要我们从党的共同富裕政策、动态发展过程以及整体的、生态联动的角度来有效化解研究上的难题。     

努力打造高品质的苏州地方性法期

进入21世纪后，地方立法已经从单纯追求数量转型为刻意打造“精品工程”。苏州市在建设高品质地方法规的探索中努力做好三件事：一是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做好地方立法工作；二是突出地方特色，注重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三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努力提高立法质量。     

边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存问题与对策

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事关边疆地区群众素质提高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文章深刻剖析边疆民族地区在基础教育方面的特殊之处,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从长远角度提出了发展此类地区民族教育的对策.希望引起相关教育部门的关注:加快民族教育立法的步伐;改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管理上,赋予教育一定的“自主权”,在政策上赋予适当的“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