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最终解释权条款的法律探析

一些商家为了招徕消费者、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往往主动对消费者作出打折让利的承诺,如发送优惠券、返券和赠券等。在推出促销承诺的同时,一些商家念念不忘增加一条“商家享有最终解释权”的条款。在消费者与商家就最终解释权条款产生纠纷时,人民法院如何看待最终解释权条款的法律效力已成为消费纠纷案件裁判中的难点问题。为构建和谐的消费环境,有必要对于商家解释权条款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     

论商家“最终解释权”的法律效力

日常生活中,很多广告中都有"最终解释权归属己有"的字语,商家所谓的"最终解释权"已成为愚弄消费者和规避法律的手段,广大消费者也常常因被此条规定迷惑,而最终放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解释权"的规定是否具有权利的性质?这一"权利"是否合法?究竟谁才拥有最终解释权?     

论“最终解释权”条款的性质及效力

商场如战场。竞争的残酷性促使众商家用尽浑身解术，以求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其中，名目繁多的各种促销活动是商家惯用的，用以吸引消费者、占领市场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各商家的促销广告中经常附有“此广告(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的条款。此种“最终解释权”条款已引起专家和广大消费者的热烈讨论(见《法制日报》2001年1月17日《优惠权的“背后”》、     

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

法院适用法律必须解释法律,而解释法律又必须进行合宪解释,合宪解释是目前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好方式,是现行体制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佳路径。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审理每一起案件适用法律时都应当考虑到宪法,进行合宪解释。每一位法官都是合宪解释的主体,都享有法律解释权和宪法解释权,但这并不否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司法解释权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和宪法的最终解释权。法院通过合宪解释方式间接适用宪法,不必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而引用,但应当在裁判说理部分引用宪法条款。法院在合宪解释过程中发现法律明显违宪时,应当中止诉讼,逐级上报,由最高人民法院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     

谁才是法规最终解释者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北京通信管理局以及北京移动、北京联通等已经达成一致,运营商与消费者签订的所有电信服务合同样本,今后将由工商部门提供。而新款电信服务格式合同的最大亮点是,去掉了旧款合同最后一款“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运营商)所有”。其实,格式合同中的最终解释权条款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法律解释中的位阶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法律解释中的位阶关系决定于法律解释权配置制度，即规定法律解释主体、权限、程序、方式和效力等问题的解释制度，形成我国特有的法律解释体制。司法解释权是法律解释权的一种，是法律解释权分配于司法机关形成的权力。不同主体作出的法律解释效力高低．与不同解释主体权力层级高低相关，也与解释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关．     

“保留最终解释权”可以作古了

去年11月正式实施的《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商家单方面不得再提“最终解释权”。如果商家一意孤行，那么将可能面临最高3万元的处罚。这是工商部门首次明确将该“霸王条款”由原先的“劝诫”升级至处罚。     

司法机关作为法律解释主体的资格研究

关于当代我国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主体资格体制问题,在实践中和理论中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正是基于此,本文分别对作为司法机关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否应该享有法律解释主体资格,如果享有,它们又是如何行使其法律解释权的来进行阐述。文中认为检察机关不应享有法律解释权,肯定了审判机关的法律解释权。最终在理论上有助于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机关法律解释主体资格制度,从而有助于我国法律解释主体资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谁来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思考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中,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可以解释法律,带来了法律解释的混乱,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解释权最终都掌握在司法机关和法官手中。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体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部法律解释法来规范法律解释活动,明确赋予司法机关法律解释权,实现最高人民法院被动统一的法律解释与法官在个案中的法律解释的结合。     

从"最终解释权"剖析格式条款

本文从法律性质、存在基础、法律效力、规制方式等方面论述了最终解释权条款,希望可以揭开这一条款的真正面目,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利益。     

论地方国家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取消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中,除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外的不少地方国家机关具有法律解释权(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解释权),导致了法制的混乱。这些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从理论上说,地方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都不应当行使法律解释权。因此,应当取消当前地方一切国家机关的法律解释权,保障法官在个案中的法律解释权。     

法官是否应该拥有法律解释权

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沟通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桥梁,本文针对我国法官是否应该拥有法律解释权的争论,提出应该正确理解法官的法律解释权,理性地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法律解释权,这将有利于推进我国的司法进程,对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商家最终解释权属霸王条款

中秋小长假期间，折扣券、礼品卡、VIP会员卡满天飞。在大大小小的优惠促销活动中，“最终解释权”一词常常映入消费者眼帘。发生消费纠纷时，商家一旦亮出“最终解释权”这道护身符，往往就能“化险为夷”。     

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法律解释法

我国当前关于法律解释“立法”并不少,然而它们分别是由不同的国家机关在各自的立场上制定的,呈现出混乱的特点,并带来了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混乱。为了重新配置我国的法律解释权,建立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规范和保障法律解释权的正当运行,我国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解释法。一些国家和地区制定的法律解释法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也有少数学者在呼吁制定法律解释法,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国的法律解释法。     

法律解释体系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系存在这样的问题 :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有权解释机关从理论上来说并不适合解释法律 ;不应作为解释主体的机关事实上行使着相当大的解释权 ;应当有权解释法律并且事实上进行着解释的机关却没有法律解释权 ;行政解释适用范围过宽 ,具有司法效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对策是 :取消立法解释 ;构建一元多级的司法解释体系 ;限制行政解释的效力范围。     

论WTO规则的法解释主体

享有WTO规则法定解释权的解释主体有四,即: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专家组、上诉机构。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所享有的法律解释的专有权力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权之间并无冲突。虽然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对该《协定》和其他多边贸易协定拥有绝对的解释权,但是WTO规则的法律解释权事实上是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行使。     

商标法中"在先权利"条款的解释适用问题

解释商标法"在先权利"条款,关键在于明确该条的法律效果.该条款的解释适用问题,不仅涉及"在先权利"的范围界定问题,而且涉及"损害"的认定问题,后者常常被人忽视.在适用顺序上,大致而言,该条款与商标法其它条文构成类似于"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理解该条款,最终要分析它在教义学上的归类,这就提醒我们要纠问该条款的立法目的.     

论行政执法中的应用性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行政执法的必经环节,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应用性法律解释是行政执法的现实需要,具有高度的正当性。行政执法人员享有应用性法律解释权与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并不相悖,具有合宪性和合法性。行政执法中的应用性法律解释,不同于立法解释,也不同于学界通常所说的"行政解释",具有非机关性、应用性、多样性、有效性和非终局性的特点。我国应当尽快承认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事实存在的执法者个人的应用性法律解释权,并且加强规范和监督。     

论司法中法官创造性解释法律的必然性

本文从法规完备时的法律解释出发指出了司法中法官创造性解释了法律的必然性，而后从实然和应然角度阐释法律解释权的限制，再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以使法律解释得以有效运行。     

GATT一般例外条款适用的价值导向与司法逻辑

贸易自由化是GATT/WTO法律体系的目的价值。一般例外条款中的健康、资源、道德等政策目标只是GATT在追求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要兼顾的社会责任。为了防止滥用一般例外条款妨碍贸易自由化，援引方必须承担证明例外成立的举证责任。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此类争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严格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证明要求，同时通过多元的法律解释方法对具体例外情形和序言进行从严解释，进而形成认定例外成立的标准和原则。这种司法逻辑缘于贸易自由化目的价值的导引，归于对这一价值的强化。从涉及一般例外条款的争端解决历程来看，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价值地位从未被偏离甚或减损。检视影响贸易措施的价值取向对于能否成功援引一般例外条款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