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宪法实施的监督

在美国 ,政府是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构在内的概念 ,美国政府的三个部分均在通过自己权力的运用实现和其他两个部门分享着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通常通过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提出法律或宪法修正案的建议 ;行使否决权 ;公布行政条例等方式解释和影响宪法。宪法问题的决定往往是行政机关与其他两个机构互动的过程 ,这个过程充满了对话、妥协和斗争。美国宪法监督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法治尚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以启示。     

破产行政化的理论阐释、功能反思与制度应对

当前,我国破产法适用中出现了一定的行政化现象,其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规范根源。破产行政化是行政权力对破产程序的渗透,虽然适应了风险社会中破产案件处理的快速化需求,但也使得司法权力的行使空间受到挤压,易导致妨碍程序正义,激发行政权力扩张,破坏司法信任等消极影响。应当以审慎、平衡作为破产程序中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关系处理的基本理念,根据行政权力介入破产程序的性质将之类型化,以制度厘清行政权力在破产法适用中的边界,更好推进我国的破产法治事业。     

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以法治之道削弱“制度特权”

人们针对"制度特权"更多指责的是那种游离于制度之外、缺少监督和约束的法外特权,往往忽视了制度以内的特权所带来的危害。制度之内的特权是由长期以来的官僚等级体制以及由权力、身份和财富所决定的超公民权力,它往往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设置初衷,堂而皇之地被纳入制度来加以锁定。但这种超公民权力被制度确认后,由于缺少足够的合理性,以及较少受到制度的监督和制约,极易被特权的享有者超越边界地加以使用,因此亟待逐步加以削弱。削弱制度特权,需要严密的顶层制度设计。过于理想化、革命式地反对制度特权,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效果,很可能是无果而终,搞不好甚至还会走向极端的反面。因此,以法治之道将制度特权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应当是改革的目标,它有赖于在更大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将创造机会均等作为基本策略。     

论我国的行政法治与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正朝着行政法治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诸如行政立法缺位与过滥并存、行政执法主体交叉分散、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为此,应加强行政法治建设,行政法治是一国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谐社会是行政法治的社会,和谐社会需要通过法治来实现并保障其运行和发展。行政法治理论契合了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此应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平衡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完善法治社会的法制基础以及司法审查制度等方面来推动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以实现行政法治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宪法适用如何走出"司法化"的歧路

对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援引宪法应根据不同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人民法院对宪法做遵守性援用或说理式援引能促进宪法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宜循宪定或法定程序矫正"宪法司法化"现象显露的偏颇.须提升法官宪法素养以消除形成"宪法司法化"现象的主观隐患.可考虑从改善细成人员专业结构入手增强国家机关的宪法辨识能力."发展是硬道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进一步强化宪法立法适用,适时启动或激活宪法监督适用机制,解释宪法.只要宪法监督适用机制日益行之有效,"宪法司法化"一定会逐渐消解于无形.     

论宪法性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

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观念和制度的偏差 ,使宪法不能直接适用于司法。宪法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它是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 ,它的法律性决定了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加以保障。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进行司法保障的途径是改革法律制度 ,建立宪法委员会和宪法法院 ,赋予法院司法审查的权力。     

实现宪政目标下的中国行政法治

世纪之交逐渐兴起的宪政风云值得每一个宪法学人认真对待。宪政目标要求行政法治的发展应当以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为根本 ,以完善行政权力控制为重点 ,以增进社会公平为目标 ,以社会自治与自由促进为基础。中国行政法治与宪政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 ,中国行政法治应采取一种后发的综合的行政法治模式 ,并以宪政目标为指引有重点地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1)以发展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为核心实现行政法治 ;(2 )以规范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为保障实现行政法治 ;(3 )以建立健全行政程序制度为重点实现行政法治 ;(4 )以理性监控行政自由裁量权力为特征实现行政法治 ;(5 )以寻求指导行政相对人参与合作为手段实现行政法治 ;(6)以普遍推行行政公开制度为前提实现行政法治 ;(7)以确立普及政府守法观念为条件实现行政法治。     

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

我国宪法适用主要应该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的路径。宪法适用"司法化"的路径悖离现行宪法,行不通。现行宪法从来没有任何规定曾由司法机关作为裁判依据合法地适用过。如果一定要说我国有"宪法司法化"的案例,那也只能作为个别法院违宪违法的证据,不应成为其他法院效法的榜样。一些法律、法学界人士对"宪法司法化"的渲染是非理性的。应当以现行宪法为基础确立理性的宪法适用观念。鼓励"宪法司法化"不仅无助于促进宪法适用,还会妨碍我国宪法适用体制的完善和宪法适用效能的提升。法院审理案件援引宪法与"宪法司法化"没有必然联系,而法院审理案件未援引宪法也并不表明其行为一定不具有"宪法司法化"性质。对于法院援引宪法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消解"宪法司法化"的关键在于强化宪法立法适用,落实宪法监督适用。     

百家

正马怀德:法治政府建设须削减行政权力法治政府的建设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尤其是对重要的权力。继续简政放权、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大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削减行政权力,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切实划清政府和市场、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削减行政权力,特别是把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许可权、收费权、决策权切实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行政权力的运行受到严格的规范和制约,让人民群众和舆论有效监督,接受司法的监督,这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法治财税:从理想图景到现实诉求

法治财税的核心含义是良法善治,它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一方面,现代财税制度需要建立在法治理论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也会有助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形式法治的层面看,法律保留、法律优位、平等原则和不溯及既往在财税领域衍生出丰富的内容,让财税立足于规则之治,以此限制权力的恣意妄为,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然而,仅有规则之治远远不够,从实质法治的层面看,财税必须追求正义,通过限制元权力、提供目的指引、保障权利底线,实现宪法对财税的最高统治.为实现法治财税的理想图景,回应当下我国的现实诉求,必须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综合发挥政党、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作用,释放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务实制度进步的基础设施.     

宪法司法适用性探讨

宪政制度的设计从最初非可诉性到当今的司法适用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人权宪政理论的本质要求。宪法司法适用对于树立宪法权威、促进法治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和规范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严重弱削宪法的权威性,使宪政价值效益停留在纯理论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宪法司法适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检察权配置基本问题研究

检察权需要进一步优化配置源于其宪法与宪政地位的张力。检察权优化配置是指立法机关在一国宪政框架内,按照一定的立法程序,根据传统文化及社会公众领域内生的主观法权诉求,授权检察机关行使特定职权和职责的规范性活动。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其终极目标是为了保障人权。优化检察权配置必须坚持合宪性、权力制约与监督、遵循司法规律、检察一体化、权力结构完整、权责统一以及法律保留等基本原则。     

论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

本文从如何保护没有通过普通法律法规予以具体化的宪法权力说起,现阶段对我国宪法使用的情况以及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这两方面进行分析,总体认为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将使宪法焕发出因被束之高阁而埋没已久的万丈光芒,使“根本大法”的地位落到实处,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并指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可行之路是建立健全宪法诉讼制度.     

规范基层行政执法的几点思考

规范基层行政执法首先应培育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在行政执法中树立宪法法律至上、公民权利至上和依法行政三种观念;其次,应抓住关键性的因素,即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基本素质;再次,应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包括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法律制度、改善和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强化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规范及充分利用监督主体和监督形式等;最后,应通过完善立法,防止权力滥用,要完善程序立法,规范执法主体行为,提高立法质量,增加法律法规条文的严密性、规范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完善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     

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产物，宪法司法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命题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和违宪审查权。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具有最高的效力。要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就必须发挥宪法的效力，将宪法引入诉讼，并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据此，可尝试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可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这样既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另外，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找不到其他法律作根据时，可选择地直接适用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     

行政合同法律救济机制构建探析

在民主法治社会中,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活动方式越来越普遍的适用于行政管理中。行政合同制度在我国法律上却未得到确立,合同制度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其救济上。本文指出完善我国合同救济制度需在法律上确认行政合同制度,并通过完善行政合同的司法外救济途径与司法救济途径来实现。     

宪法的社会性考察——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分析路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的矛盾发展,构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的基础和根据。宪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斗争发展的产物,它使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普遍有效的良法规则,从而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从市民社会理论角度分析和审视宪法发展的深层历史脉络和渊源,我们发现:宪法主要是社会法或社会根本法。基于对宪法性质社会法的界定,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诸多制度性的宪法保障,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     

坚持以人为本 完善法制建设 规范执法行为 推进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浅谈司法部机关10年行政诉讼工作

198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行政诉讼法》，在我国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作为我国三大诉讼制度之一，通过人民法院以审判方式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司法监督，来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     

宪政与司法:刑事诉讼中的权力配置与运行研究

本文以宪政为背景,以司法审查为进路,阐述了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领域内的行政权力的特性及其与司法权的关系,并就我国的侦查权与检察权的定位进行了分析与检讨,认为二者作为行政权力,具有“范围宽泛”和“不受制约”的特点。作者认为,应当按照“有限政府”与“权利保障”的宪政要求,在我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实行司法令状和非法证据排除等措施,规范和制约我国的侦查权与检察权,以实现宪法“保障人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