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王国继统制度研究

由夏、商王朝确立的“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及由周王朝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等继统法则，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高句丽。在高句丽28位王的传承中，父死子继是主要形式，而“兄终弟及”的传统观念、贵族势力的影响、后族的介入也成为阻碍王位正常传承的因素。     

浅议唐丽安市之战

在唐太宗亲征之役的终结之战——安市攻防战的意义一直被后世史学家及政治家所曲解。公元644年，高句丽莫离支盖苏文联合百济进攻新罗，唐太宗派使屡次调解未果，唐太宗遂领兵攻打高句丽。安市之战唐军尝试各种办法攻城，均未成功，后降诏班师。安市之战唐军失利的原因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以及偶然因素三个方面。安市之战虽然以唐军失败而告终，但是此战极大地削弱了高句丽的实力，摧毁了高句丽的抵抗意志，因此安市之战只是延缓了高句丽灭亡的时间，而未能真正挽救高句丽政权。     

长期战争对高句丽的影响

高句丽在立国之初，战争对其国力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论述了长期战争与高句丽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高句丽长期战争乃是其扩张政策的产物，该政策对高句丽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文着重论述了长寿王之后高句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其对外扩张政策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句丽社会发展的停滞，从而指出长期战争是高句丽灭亡的根本原因。     

浅析高句丽的法律制度

高句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逐渐完善的历史过程，即司法权日益由“诸加评议”向王权之手集中。公元373年，小兽林王实行改革，颁布律令，进一步完善了高句丽的刑罚制度。高句丽的刑罚主要有惩治谋反、谋叛之法；惩治军事失利及战俘之法；惩治盗窃之法；惩治杀伤牲畜之法；惩治买卖守墓烟户之法；违反职制之罪。高句丽法律以严酷著称，其主要特征是原始色彩不断减少更趋制度化。     

试论高句丽的“五部制”

高句丽的“五部制”作为地方管理体制，很可能是在“那部体制”上重组和整合形成的，具有“族群（部族）组织”和“地方行政区划”双重性质，在三世纪后期至四世纪初成为高句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体。在高句丽后期“五部制”的部族性质较为明显，成为在都城平壤及周边一定范围内为保持高句丽部族组织而设立的行政区划，但在高句丽地方管理体制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五部制”内部官制除了在部族首领层面上有等级大小的区分外，也存在着使者和兄系两个体系。     

使高句丽步入成熟的两次改革

高句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家既缺乏足够的权威，大权握于“诸家”之手；同时又没有一套完备的法律，从而严重影响着高句丽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故国川王与小兽林王实施了对高句丽步入成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两场改革，既加强王权与全面汉化。两场改革有着紧密的联系，前者为后者创造了条件，后者又使前者得到了完善。两场改革加强了王权，提高了国家权威，促进了国家的成熟，为高句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析隋炀帝首征高句丽失败的原因

隋炀帝首征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战役之一，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自然条件的限制，隋军远征路途漫漫，地多险阻，高句丽王国的地势易守难攻；隋朝方面，外强中干，朝无名将，内部未战先乱，战事失误频频；高句丽本身具有优势条件，国力处于鼎盛时期，政通人和，人才济济，战争策略得当。这些因素导致了隋王朝首次东征的失败，促成了高句丽王国的以少胜多。     

高句丽联盟时期的王权

高句丽联盟时代，高句丽国王的权力与中原君主相比较，有着自己的特点：王权制度受到夫余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中原政治观念和制度的影响。高句丽国王在桂娄部所享有的权力有：决定继承人的权力；任免大小官吏的权力；治狱权；军事权；赏赐权。高句丽国王在联盟中享有的权力有：决定王位继承人的权力；享有对各部的监督权；军事指挥权；统一的外交权。     

近年来我国高句丽考古的主要发现与研究

解放后、尤其是近些年来在我国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下，我国高句丽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主要集中于都城、山城、墓葬及出土的遗物几方面。通过这些发现和研究，为我们探讨高句丽的社会历史、文化特点及其与周邻地区、尤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东北亚历史民族——高夷·高丽·高句丽

复合民族高夷、高丽、高句丽自形成伊始就是跨国民族，其族名族源均与中国古代高阳、高辛等远古民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著名的“涂山之会”有高句丽始祖解扶娄“执玉”之贡献。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清王朝。但像东方所有民族关系史一样，期间有和平交往，也有兵戎相见，体现了古代政治、经济的共性。由于朝鲜、韩国分治，高夷、高丽、高句丽已成为历史民族。     

韩国东北亚历史基金会介评

韩国东北亚历史基金会是规模较大、能够代表韩国学术界与政府立场的研究机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对高句丽、渤海等历史进行研究和宣传。该基金会资金雄厚，成立目的带有政治色彩，其工作核心是“确立正确历史观”，其中对高句丽历史的界定是该基金会乃至韩国古代史研究的重点。为加强中韩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我们有必要对该基金会的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和影响作详细了解。     

弗莱诗学的浪漫主义追求

浪漫主义研究在弗莱的诗学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是弗莱诗学的基本追求。弗莱认为浪漫主义文学是通过对前浪漫主义文学中原型体系的置换和再创造，实现以新的人学“神话体系”来改造传统神学“神话体系”的文化革命。以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为个案，弗莱详细阐释了布莱克的诗歌如何在颠覆传统圣经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置换圣经神话的叙事结构和原型意象，再创造了一部“地狱的圣经”。     

韩国对“高句丽史”问题评论综述

自中国开展“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对东北地区高句丽遗址的实地考察和历史解释公开以来,就引起了韩国关注。而随着吉林集安市高句丽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据史载：远在秦朝，所谓岛夷，东夷，海夷，或夷州，东　等，指的就是现在的台湾。后汉书东夷传：“会稽海外有东　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州，澶州。传言秦始皇造方土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人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遂上於此州。”隋朝，台湾与澎湖，琉球，并称为琉球。公元六○五年，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虎贵陈陵到台湾，“入海求访异俗”。此为台湾史的起点。唐太宗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琉球（即台湾）曾入贡。元世宗至元三十年（公元一二九三年），曾遣军舰招抚琉球（台湾）。元朝末叶（公…     

浅谈俄罗斯民族的神话思维特征

神话思维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一。它不仅体现在原始先民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而且存留在现代人的意识之中。神话思维独特的以象表意、物我同一、局部代替整体、虚实相生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俄罗斯文化的种种现象折射出俄罗斯民族的神话思维特征。     

洛谢夫的古希腊神话研究特点管窥

洛谢夫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家、语文学家、宗教思想家。在他一生众多研究领域中,神话问题一直是其关注的焦点。洛谢夫概述了古希腊神话的历史分期,梳理了神衹形象嬗变特点,归纳了神衹功能变异类型。洛谢夫始终以＂历史与发展＂为脉络统摄其神话研究,并主张在动态发展中研究神话。     

19世纪后半期中国东北西部边境地区的中俄贸易

19世纪后半期中国东北西部边境地区的中俄贸易，以俄商分赴海拉尔和寿宁寺进行贸易为主。通过贸易，俄国外贝加尔及远东地区得到了极缺的物资，俄商获取了高额利润。同时，这种贸易对中国东北西部边境地区的经济，特别是畜牧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神话策略下的诗性追寻—小说《白轮船》的诗化生成

《白轮船》是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70年代的重要代表作。小说在写实的基础上穿插大量的神话传说，不仅把神话自有的语法体系带入现实故事叙述之中，调动作者意念化和抽象化的诗性思维，为小说埋下了诗意的种子，而且还使神话在新的结构中获得象征的力量，使文本充满了梦幻色彩，唤醒了读者的诗歌阅读期待，使读者从文本中读出象征、隐喻及神秘的诗歌经验。     

试论“朝鲜”和“阿斯达”的含义及关系

本文对韩国的檀君建国神话作了重新考查，并结合韩国语的发展变迁，认为此神话不仅反映了韩民族先民的熊崇拜，更反映了他们对“圣山”的崇拜。檀君应该是先建都于“阿斯达”，后迁都于平壤，而不象神话本身记载的那样正好相反。“阿斯达”和“朝鲜”实际上是同一个词的韩汉对译，意思是“早晨的山”即“圣山”，从而对“朝鲜”一词的含义作出了新的解释。     

东北民族研究诸问题综论

本文从研究我国东北古民族的“一体观”出发,对鲜卑、箕氏朝鲜、高句丽、渤海研究等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进行综合论述。作者认为考古发现有北魏刻石的嘎仙洞,不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对拓跋鲜卑所经由的路线也提出异议。箕子是殷人,箕氏朝鲜经过三迁才到达后来的乐浪郡地。高句丽迁都平壤,不是划分内外的标准和依据。作者同意渤海政权不曾与新罗为一个国家内的南北国或南北朝,对什么是南北朝作了详细的分析。作者强调国家和民族的观念不同,在研究中不能混同。这些学术探讨问题,对东北亚民族的讨论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