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拂尘与《华北新闻》——天津报坛旧事之三

周拂尘是天津旧时新闻界一位不出名的报人，《华北新闻》是一份很平常的报纸，但这个人和这份报纸却做出了一些不平常的事。     

外国人最早在天津创办《时报》——天津报坛旧事之一

19世纪以前，中国没有近代化的报刊。明朝、清朝有京报房发行的《京报》，是抄录皇帝谕旨、官吏任免、群臣奏折的，供官员和士大夫阅读，虽具有一定的新闻性，还没有发展成近代化的报刊。     

1948年《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

1948年是国共两党决战的时刻,也是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势力抉择的时刻。作为一支重的政治力量,《大公报》提倡自由主义,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土地改革、教育独立以及民生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一系列不懈的论争,然而国民党政府执掌下日益颓败的社会现实让《大公报》事与愿违。最终,在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中共日趋占据上风、国民党腐败无能、美国政策影响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大公报》投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开始了新生。     

《大公报》社与武汉抗战时期的募捐

武汉抗战时期,《大公报》社坚定地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号召民众踊跃捐输,组织征募并积极参加捐献,以实际行动推动了各种募捐运动的开展。《大公报》社在募捐活动的种种表现,彰显了其作为一个重要传媒在国难时期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定的爱国立场以及强大的动员能力。     

论吴鼎昌与《大公报》的关系及其作用

很长一段时期学界只将吴鼎昌定位为新记《大公报》出资人身份,对其真实地位和作用评价尚欠公允和全面。1935年底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后,名义上与《大公报》脱离十多年,导致学界忽略了他在《大公报》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昊鼎昌是新记《大公报》的出资人和最大股东、“四不主义”办报理念的始作俑者和修改者、重大决策的最后拍板者、早期社论的主要撰写者,在新记《大公报》的发展史上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大公报》:史实与新闻史编的落差

《大公报》在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历史地位,不仅居于当时的舆论首席地位,而且是唯一荣获国际新闻奖的报纸。然而《大公报》在我国的新闻史教材中长期处于冷落状态,往往未被专章专节论述,篇幅比重偏小,而且历史发展轨迹模糊不清,不符合中国新闻史的真实图景。这种情况既有对《大公报》政治骂名的规避,也受到政治大环境的影响。现在学界对《大公报》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但这些成果并未充实进新闻史教材,造成研究成果与教材编撰的脱节。     

以《大公报》文本考证中国近代女学之三种观念——以民国初年女学为例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经历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无论是戊戌维新人士,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对其进行深彻的思考。尤其是民初,女子教育更成为全社会议论的焦点。每一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伴随着反复争议的声浪。《大公报》从女子教育立国观、女子教育道德观、女子教育留学观等方面,表明自己对这一社会潮流的看法和观点,显现出新闻媒体应有的立场和态度,为当时和未来都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副刊的流变与影响

湖南《大公报》副刊创刊于1915年9月1日，是湖南《大公报》创办之初设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湖南《大公报》报人对副刊性质和功能产生了新的认识，从而促进了副刊的改革。因此，对湖南《大公报》副刊进行一次深入的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特定时期内副刊的传播功能与地位的整体把握。另外，对于伴随报纸副刊发展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我们也可以窥见其发展的痕迹。     

周礼兴衰的历史写照——论《诗经》中婚恋诗篇的认识价值

周礼在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史上是一次伟大创举。自周初周公旦制礼作乐,周礼在西周社会得到大力推行。周礼规范下的婚姻家庭生活呈现一派和谐与完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周礼慢慢由兴转衰,具体表现为:民间大量男女自由相恋对礼教的突破,特别是统治者内部自身的腐化,破坏周礼的行为日趋严重。《诗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便生动地反映了周礼这一由盛到衰的历史过程。其中,婚恋诗由于自身的地位,在反映这一历史状况时又具有其特殊的重要价值。     

中国近代化浪潮下的《大公报》

创刊初期的<大公报>积极主张与时俱进、振兴中华,开民智、重教育、兴女学,发展农工交通事业,提倡社会生活上的弃旧图新,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与《大公报》的“笔墨交锋”

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法宝。在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卓越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最自觉、最娴熟、最有成效的模范实践者。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     

海光寺与《天津条约》的签定

<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海光寺曾是清廷派钦差大臣与英、法、俄、美侵略者会谈和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地点。因而,海光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很是重要。海光寺,坐落在天津旧城迤南三里(今和平区南京路2号中国医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海光医院和272医院所在地),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名普陀寺。康熙五十八年,御赐海光寺。院内殿宇弘敞,四周植柳。一到春季,鸟语花     

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促进天津生态市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天津生态市建设规划纲要》综述

2007年9月12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天津生态市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并作出了批准这个《纲要》的决议。这是市人大常委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的重要体现。     

郭象注《庄子》与《庄子》注郭象——诠释学视域中《庄子注》的哲学义蕴

以西方诠释学为参照系和对话者,中国哲学呈现为以经典为基础的哲学之思,以经典为依据,是哲学之思的主要形式,"天人之际"是其所指向的主要对象。在诠释者与文本之间,不同的视域相激相荡,意义不断生成,郭象注《庄子》作为哲学事件,代表着一种成熟,它不仅表现在郭象注《庄子》时对诠释者与文本愿意之间矛盾的解决思路中,更表现在郭象《庄子注》中所表达思想内容即"游于羿之彀中与独化于玄冥之境"中,儒与道,名教与自然,人的现实关怀与精神超越在此得到了安顿。     

一个艺术生命化的范式——从生命美学角度看《雀之灵》

生命是艺术的本体,也是美的本体。杨丽萍在舞蹈艺术创作的天地中,遵循这一生命美学的原则,倾注个体的精神生命,师承自然;倾力主智化的舞蹈表演,富有机趣;倾心于启示生命的真相,意蕴深邃。她以个性化的创造方式成就了一个以真善美为主要价值追求的艺术生命化的范式。     

以何致治?——评崔永东《思想家的治国之道》

崔永东《思想家的治国之道》一书探讨了中国古代重要思想家的治国之道,研究了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和内在价值,揭示了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的意义。此书如能对各种治国理念间的交流和影响增加论述,可进一步拓宽理论研究深度,使本书结构更加完整。     

西方之眼——论《看见十九世纪台湾》的知识生产

本文以《看见十九世纪台湾——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尔摩沙故事》（Curious Investigations：19th-century American and European Impressions of Taiwan）为主要分析对象,将西方人讲述的台湾故事当做西方对东方的观看和关于台湾的知识生产,探讨何种事物被选择为讲述对象,考察来自西方的“凝视”（gaze）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台湾图景.首先,将西方旅行者对台湾自然事物的发现与19世纪西方的科学发展相联系,说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科学化的叙述和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传播是由西方主导的.而旅行者对台湾人文景观的记录则表现为观察与被观察、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是西方主体对东方他者的认知投射.第二,借用文化与社会关键词的论述,将旅行者对台湾人文与社会的讲述集中于一些有代表性的词汇中,如“野蛮人”、汉人与儒家文化等,这些词汇体现了西方主体的意识与观念,呈现了当时西方眼中的台湾知识地图.原住民被作为讲述中心可能与西方眼中的文明位阶相关;汉人和儒家文化受到贬抑是中华文明衰落和西方文明崛起的世界格局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