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动视角下优化成都市公共服务资源布局研究——基于成都“七普”人口数据调查

近年来,成都市不断健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全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逐步提高,市民幸福感不断提升。不过,现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七普”调查反映出的成都实有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还有不适应之处,需要在“十四五”时期从深化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合理配置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以积极应对老龄化加剧、生育率降低的人口变动趋势。     

殡葬改革影响下家庭代际关系研究——基于S村流动性家庭关系的调查

基于湘北S村殡葬改革实践,比较殡葬政策推行前后代际交往关系的变化,揭示殡葬改革给代际互动带来的非预期的结果。研究发现,殡葬改革给三代人所带来的情感体验有差异。给第一代人带来的冲击最为直接,这种体验体现为信仰焦虑。在一个公共养老资源不足的农村社会,第一代人为缓解信仰焦虑,必然导致其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强化和家庭养老模式的固化。如此信仰焦虑的缓解策略最终阻断了中年子代与青年孙代之间的代际交换,打破了流动家庭通过代际合作化解家庭风险的机会。总而言之,S村的殡葬改革给原本风险丛生的家庭又增加了一个风险因子。     

全面两孩政策下的青年幸福感研究——基于家庭发展阶段与代际居住方式的视角

2016年我国迈入全面两孩时代.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子女处于婴幼儿阶段的青年幸福感最高,与父母或配偶父母同住的青年幸福感高于青年夫妻单独居住的情况,与父母同住显著提升了青年幸福感.在子女处于婴幼儿期和幼儿期,与父母或配偶父母同住的青年获得了更多的育儿帮助和生活支持,生养子女与工作就业的矛盾与压力得到缓解,幸福感得以提升.建议国家加快完善家庭建设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家庭建设支持力度,从而有效促进青年幸福感提升.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的现代建构之路——以“孝”为切入点

家庭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社会的发展状况。家庭代际伦理是联结亲子关系的伦理纽带,是实现亲子沟通的伦理渠道,充分发挥着道德教化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的至上性侵蚀着家庭的亲情,并冲击着原有的伦理规范,出现了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等诸多代际间的不和谐现象。现代家庭面临着严峻的伦理困境,建构现代家庭代际伦理迫在眉睫。本文以"孝"为切入点,概述了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的核心思想"孝",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家庭代际伦理的现状,并提出了建构现代家庭代际伦理的目标、原则和路径,以期营造温馨、舒适、和谐的家庭环境。     

江苏省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及影响——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从来源地、迁移流向等方面考察了江苏省内、省外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分析了这一空间模式对江苏省人口再分布的影响,针对上面的分析提出了几点思考。     

住房分化:市场、再分配还是家庭结构?——基于广东、北京及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8年北京、上海及广东城市户住房分化来重新审视市场转型议题,结果发现:反映市场分配逻辑的家庭收入及借贷行为与住房产权呈正相关;体现再分配逻辑的单位后房改福利与二套房呈正相关;父代户口为村镇的独生子女没有住房优势;经历过早期福利分房的住户在高房价地区有二套房优势。城市住房分化是市场、再分配及家庭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市场与再分配对住房分化的作用力的方向存在同一性。     

住房分化:市场、再分配还是家庭结构?——基于广东、北京及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8年北京、上海及广东城市户住房分化来重新审视市场转型议题,结果发现:反映市场分配逻辑的家庭收入及借贷行为与住房产权呈正相关;体现再分配逻辑的单位后房改福利与二套房呈正相关;父代户口为村镇的独生子女没有住房优势;经历过早期福利分房的住户在高房价地区有二套房优势。城市住房分化是市场、再分配及家庭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市场与再分配对住房分化的作用力的方向存在同一性。     

农村家庭的结构权变与基层社区的治理困境及秩序重塑——以豫北地区人口流出型村庄为例

在社会转型时期,从个体到基层社区都面临着重重挑战.农村家庭作为村庄秩序变动的基本单元,其变动直接影响着村庄的治理格局.通过透视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自下而上的视角重新理解社区的治理境况,发现转型中的农村因家庭单元中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因素的交织并存,造成了基层治理的根本困境.因此,理顺村庄内部的双元关系,吸纳传统乡土性融于现代性之内,重建家庭共同体,是解决社区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     

双系家庭主义、代际关系嵌入与第三代姓氏选择——基于南通地区二孩姓氏一边一个并家婚案例研究

近年来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推行,江浙地区双独家庭早期曾流行的父姓加母姓再加名字的一孩双姓做法,逐步转为了男女双方二孩姓氏的一边一个,即争取生育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本文通过对南通地区的若干典型案例研究,力图在第三代姓氏选择过程中理解祖辈老人对香火延续的渴求及其背后的经济动因与文化意义.女方原生家庭对小夫妻的支持与付出,是女方争取第三代姓氏的经济基础,进而达成了以二孩姓氏一边一个的并家婚为重要表征的双系家庭主义.本质而言,双系家庭主义在男女双方平权化的表象之下暗含着双系化父权导向的文化内核,进而与个体化取向而以第三代为中心的下行式家庭主义之间构成了明显张力.     

“断链后的再链接”:儿童社会保护视域下的乡村家庭隔代抚养模式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亲子关系呈现断链或缺位状态,隔代抚养使乡村家庭遭遇育儿和养老双重压力.本文以H省D村家庭育儿观念变迁和代际合作实践为例,根据祖辈参与儿童抚育的程度和方式,把隔代抚养模式分为祖辈“较少参与型”、“适当参与型”、“较多参与型”和“完全托付型”.在祖辈“较多参与型”和“完全托付型”模式中,祖辈的生活质量受到较大影响,不利于儿童发展.政府和社会应及时提供社会保护和支持,形塑“断链后的再链接”机制,破解隔代抚养儿童社会化障碍,增强乡村家庭自我保障和抵御风险能力,为儿童成长营造健康的心理和社会环境.     

人口流动视野下的现代城市公共安全建构——基于“新型产业工人”对开放式城市治理结构的需求分析

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发展中的核心议题,而基于大量城市人口集聚基础上的城市公共安全更是中国急需重视的问题。我们在流动人口的视野下,针对中国大量流动劳动力所形成的新型产业工人对城市治理的需求结构,进行了实证性的调查分析。新型产业工人的群体的城市需求,重新塑造了当下城市公共安全的结构,而新生代的产业工人具有更强烈的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因此,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的影响也就更加明显。本文提出了现代城市公共安全建构的重要结构：城市空间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劳动权益维护机制、组织化表达和城市认同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城市治理结构,容纳对于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新型产业工人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共融,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城市本身的目的,即实现现代城市所必须体现的“市民的个人和全体的意志”。     

人口年龄与银行信贷的实证研究——基于61个国家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61个国家1991—201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模型,使用固定效应(FE)、系统广义矩(SYS-GMM)和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等方法考察人口年龄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银行信贷市场存在显著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具体到人口年龄结构内部,成年型人口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是显著正相关;青年型人口更多是依赖父母或长辈的金融支持,间接对银行信贷产生影响;当步入老年化时,银行信贷的渴求度会下降,更多追求安逸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城迁移家庭生活水平变迁研究——基于一个老年家庭的账本数据（1986-2017）

采用单案例纵向分析方法,对一个城市迁移家庭的收支账本数据（1986-2017年）进行收集整理,分别研究迁移家庭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与迁入地、迁出地平均收入和支出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影响迁移家庭生活水平变迁的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的城市家庭一定程度上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第二,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严重影响了迁移家庭的相对收支水平,实质上降低了迁移家庭生活质量;第三,退休金增长制度、户籍改革制度、代际孝顺行为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对迁移家庭的负面冲击;第四,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迁移家庭的影响不确定,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均衡考虑。     

家庭功能变迁对女性初婚年龄影响分析——基于CGSS2015数据的研究

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家庭功能随之变化。从家庭功能变迁视角出发,通过对家庭效用分析透视个体婚姻选择的行为逻辑研究,进而分析影响女性初婚年龄的因素。本文基于CGSS2015数据,使用联立方程组方式,探讨了影响女性初婚年龄的家庭因素、时代因素以及个体特征因素,认为女性推迟结婚是基于个人收入、社会保障以及未来生育情况的考虑,与男性相比,女性期望孩子数越多进入婚姻也越早,收入越高、性观念越开放的女性越倾向于推迟进入婚姻时间。     

“一国两制”——关于国家结构的新构想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新构想是针对我国两岸四地区的分裂分治提出的政治整合方案,体现了国家主权的原则坚定性和国家区域结构的灵活性相结合,体现了国家权利维护经济发展的思想,特别是在国家结构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代表结构分析——以“一苏大”、“二苏大”代表成员为研究对象

大会代表是代表大会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一苏大、二苏大代表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大会代表的代表性是代表大会成功召开的基础,是大会的关键和根本所在,代表资格的确定决定了所建政权的性质。从代表的某些客观条件看,如知识、年龄、地域分布和性别因素,反映了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性、革命性和相对广泛性特征,代表结构的变化也对苏区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银行业结构、金融深化及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95-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银行业结构、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业垄断程度和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的相关性,在考虑金融深化后,垄断程度较高的银行业有助于经济增长;此外,提高银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程度会加快经济增长。     

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何以有效——基于法国和日本经验的研究

法国和日本都实施了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分配大量资源旨在提升生育率,但政策效果截然不同：法国生育率在西方国家首屈一指,而且保持了长期稳定;日本生育率则持续低迷,一直没有起色。从去商品化的现金给付、提升工作家庭平衡和推动性别平等三个视角,可系统对比法国和日本家庭政策的流变历程、投入结构和力度差异,分析生育支持导向的家庭政策在法国和日本发挥作用迥异的原因所在。我国可以此为鉴,多措并举,为家庭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机制,让整个社会分担家庭生、育、养成本,推进工作家庭平衡和性别平等,让男女分担生育养育的劳务,所有单位分担由生育职工所在单位承担的生育成本。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提高人口素质——贵州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这一要求为指导，在坚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全面实现人口优化。文章在分析指出我国当前人口整体素质不高和存在主要问题的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几点思考。